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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契丹铸钱上限议 【内蒙 乔晓金】 [打印本页]
作者: pbx5588 时间: 2015-7-3 23:25
标题: 契丹铸钱上限议 【内蒙 乔晓金】
契丹铸钱上限议 【内蒙 乔晓金】
契丹属于东胡族系,很早就游牧在潢水(西拉木伦河)及土河(老哈河)一带。公元九○七年,阿保机被推为八部大人,继于九一六年称帝。国号辽,建元神册。辽代由阿保机建国始,到天祚帝亡国止,共历九帝,二百零五年。占有半个中国,长期与赵宋、西夏鼎足而立。辽国地域宽广,境内经济差别较大。边远地区以畜牧为主,保留有奴隶制度残余。华北地区以农耕手工业为主,已进入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已很发达,同时也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货币经济,辽代除通用中国历代钱币以外,自己也铸造了多种钱币。历代研究辽钱的著作较多,最早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董逌即在其所著的《续钱谱》里,收入了辽代的“应历重宝”钱。南宋时的洪遵,在他所著的《泉志》里,不但引用了董逌的“应历重宝”,而且又收入了九种辽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洪志十钱”。清末泉学兴盛,几乎各家谱录都有辽钱零星收入。但由于对辽朝的经济情况失于全面研究,所以对辽钱的争议较大。殆到民初,郑家相先生专著《辽钱考》,熔各家之说为一炉,可谓集辽钱之大成。尤其是把一批非年号钱定为辽代建国以前产品,又可谓把辽钱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由于《郑考》比较简单,这个论点至今未被学界接受。保留意见大致有三:
第一种意见是:《辽史·食货志》里载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辽语统军马大官),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据此则认为撒拉的是阿保机的父亲,那么辽代在“天赞之前必有所铸”①。
第二种意见是:《辽史·食货志》里载有“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器”。据此则认为辽钱以太祖时铸的天赞通宝为最古……②。所谓撒拉的“教民鼓铸”大概是“把子孙的功绩加在祖先的名分上去了,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铸造年代比天赞通宝更早的契丹钱币。由此可见,说撒拉的‘教民鼓铸’‘始造钱币’是查无实据的”③。
第三种意见是:“天赞通宝周郭平正,不类辽钱制作”。“文字横平竖直,呆滞,了无气韵,与常见辽钱难寻相似之处”④,这样天赞钱也不太可靠,则把辽代铸钱时间又推后了四十余年。
以上三种意见,截然不同。各有所据,上下相差一百余年。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难免错误。管窥之见,望予批评指正。
作者: pbx5588 时间: 2015-7-3 23:28
一、先从几个辽钱说起
1.天赞为阿保机建国以后的第二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天赞是否铸钱,正史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泉书里找到佐证。《洪志》明确记载“右契丹国天赞钱……余按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絫,文曰天赞通宝。”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天赞钱是何形制,因为《洪志》无图,所以不得而知。但应该肯定,确有天赞其钱。绝不应该因为天赞钱的真伪而否定天赞曾经铸钱的史实。
2.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天禄通宝的“禄”字极为勉强,如不标明是天禄通宝,很难认出是禄字,……可见是不可靠了⑤。天禄是辽代第三个皇帝耶律阮的年号,共用五年。如果天禄钱不可靠,天赞、天显有问题,会同、大同尚未见有钱,那么辽代的最早的年号钱就成了应历重宝,这样就把辽代铸钱时间比天赞又退后了三十年。查天禄钱同样史无明载,后来问世较迟,清以前各家谱录不载,《古钱大辞典》有图无说。1981年内蒙古巴林右旗羊场公社出土古钱一瓮,重360市斤,内有天禄通宝一枚,形制文字与《古钱大辞典》所载图像稍异,至此可以确认天禄为辽钱无疑。
通过以上分析对比,辽代铸钱确定在天赞年是毫无疑问的了。
3.通行泉货小平钱。清代李佐贤著《古泉汇》列为无考品,民初方药雨认为是辽钱。王荫嘉则认为是《洪志》所著录的通行泉货(图误为通行泉宝),日人奥平昌宏则认为“其铜质文字与永通泉货相似,故系之于南唐李璟”⑥。其实奥的理由并不充分,通行泉货为旋读,南唐永通,泉货为对读,其文字书体也绝无相似之处。
民国十三年郑家相通考辽钱之后,认为“通行泉货平钱,右旋读面文隶书,背无字……今审其制作文字则浑厚朴茂,文曰泉货,尚不脱六朝遗意,其为契丹未有年号时铸此,以充行用者欤”。这个结论,至今被一些人怀疑⑦。1981年七月初,内蒙林西县三道营子农民李彬,打井时发掘出古钱1551斤,二十余万枚,共七十七种298品。上自秦初,下至辽末,甚至还有西夏钱和海东钱,符合历代古钱可在辽境通用的史实。内有通行泉货一枚,与其它辽钱排比,绝类一家风格。毫无勉强之处,林西县属辽代饶州,距上京临潢府仅百余里,此地出土此钱,应已确证通行泉货属于辽钱无疑。当然这次出土也有南唐的大唐通宝一品和唐国通宝二品⑧,且在历史上也能找到契丹与南唐贸易的记录,但绝不能据此即把通行泉货定为南唐钱,因为它与南唐钱风格迥异,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以上分析正确,则契丹在未立年号之前已开始铸造钱币。
4.千秋万岁钱的记录,亦可上溯到宋。董逌的《续钱谱》和李孝美的《历代钱谱》都有著录,两书成于绍圣年间(1095-1098),相当于辽的寿昌年,接近辽的晚期。这两书虽已失传,但南宋的《洪志》却引录了董、李的著述,确认千秋钱是辽钱。引用李孝美的著述更为具体,说“此钱径三分,文曰千秋万岁,今甚易得,盖常岁北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董、李都是当世人,更何况洪遵全家与辽、金有特殊关系,故此钱属辽确证无疑。而今所见千秋钱种类甚多,又加“千秋万岁”属于颂语,压胜钱内亦不乏此品。唐石父同志主张采取慎重态度,“在今看来,千秋万岁属辽铸者应于径三四分小钱中寻找,大钱恐都未必出于辽铸。大钱中难免压胜钱夹杂其中,使我们无法区分……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留待考古工作者协助解决比较妥当”。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内蒙何林同志,前几年曾在上京遗址,亲自拾得千秋万岁小平钱一枚。为各家谱录所不载,亦不类压胜钱,是否即为辽铸千秋钱,有待识者品定。到底哪种千秋钱确为辽铸,是一个问题,但契丹确有千秋万岁钱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么这又是一枚契丹未立年号以前的铸品。
通过以上分析,把契丹铸钱上限提到天赞以前,似乎问题不会太大,这是关于辽钱实物方面的一些分析。
作者: pbx5588 时间: 2015-7-3 23:32
二、如何认识辽史的记载
辽代初期没有文字,建立政权以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据近人考证,契丹字无论大小都很复杂,即在当时也只能由少数人掌握运用。据沈括谈⑨,辽国禁止图书出境,违者要处以死刑。出版事业采取国家管制,直至清宁末年还禁止私人刊刻书籍,所以辽的书籍流传甚少。后来辽国“亡于女真,五京俱遭兵燹,典籍失散”,给修史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但辽代还是有史可据的。
辽朝也有史官,做实录和起居注的撰写工作。后来曾由耶律俨汇总历次实录,人称耶律俨实录。金灭辽前曾由陈大任等两次撰修辽史,称为陈任辽史,所依据的都是耶律俨实录。但因体例问题未解决,故拖延未曾刊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才又由脱脱丞相任总裁,撰修辽、金、宋三史。当时全国各地人民已相继起义,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用十一个月修成现在的《辽史》。仓促成书,疏漏难免,但这次修《辽史》,还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并参照了中国的《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以及各朝史书有关契丹传部分写成,史实也是可靠的。
《辽史》和其它史书同病,不甚重视食货部分。有关钱币的记述仅及750余字,相隔六行文字,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想不至于粗疏如此。其实稍加分析,细心读来,《辽史·食货志》本身并不矛盾,只是文字简略一些,使后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笔者认为:
1.撒拉的教民鼓铸之说应该理解为专指铸钱,在各种食货志里“鼓铸”二字都是专指铸钱而言。铸钱不一定冶矿,销熔器皿也可以铸钱。这种事情很容易,所以产生得早一些。阿保机的父辈相当于中国的唐末,搞点销熔铜器铸少量的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铸钱富国,以成帝业是顺理成章的事。
2.“坑冶则自太祖并室韦始”的说法,则应该理解为冶炼矿石而言。这也是各种食货志里的惯例,凡是采矿冶炼的事,都称之谓坑冶。在此条件下虽然提到“其地产铜、铁、金、银”,但举的例子却都是铁矿,未列举一个铜矿。这就不仅使我们会想到《辽史·食货志》所记的坑冶不但不是指铸钱,而且指的是炼铁。冶铁矿的温度要比冶铜矿高,所以铸铜要早,铸铁要迟,这也是自然的事。
3.如果说“坑冶则自太祖并室韦始”的“坑冶”二字包括冶炼铜矿在内,那也不能肯定辽代在天赞之前未曾铸钱。这里我们不妨把阿保机的年表排列一下:
唐天复元(901)年阿保机成为军事首长连破室韦;
“明年”“明年”又“明年”,讨黑车子室韦,是为904年;
“明年”复讨黑车子室韦,是为905年;
“明年”痕德堇可汗殂,阿保机当政,是为906年。
“元年冬十月”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仍为906年。
“二年夏”,讨乌丸、黑车子室韦,是为907年。
“三年冬”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是为908年。
“四年三月次滦河,略蓟州,冬十月置铁冶”是为909年。
又过七年后建元神册,是为916年。
又过六年后改元天赞,是为922年。
我们不厌其烦的排列阿保机建元之初的年表,使我们可以知道:
①阿保机由901年当军事首长,一直和室韦战争不息,相持了六年。
②阿保机虽由906年当政,没有建立年号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前三年解决了同室韦的战争,四年春即“破滦河,略蓟州”而后“置铁冶。”这和《食货志》的“征幽蓟,师还……命置铁冶”记载完全吻合,足以证明《食货志》里所指“坑冶”即铁冶无疑。
③阿保机906年当政未定年号过了十年,916年始建元神册,又六年,922年又改元天赞。这就是说,天赞之前阿保机已经掌权十六个年头。天赞之前铁可治,又何不能治铜,既可冶铜又何不可铸钱?
《辽史·太祖本纪》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即阿保机当政之初,诸兄弟叛复不常。为了征服兄弟叛乱,大军多出,在七年五月时,曾搞到“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这个时候已经“物价十倍”可见用钱已成为普遍现象。辽国当时既然已普遍用钱,又为什么不去铸钱呢?
所以天赞年号并非辽代第一个年号,天赞元年更不等于阿保机建元登基第一个年头。天赞元年之前,阿保机掌政已经十六个年头。征室韦也好,置坑冶也好,都是这十六年内的头五年干的事,后十一年竟然不去铸钱?试看中原的许多政权都是在草创时期即开始铸钱,大中、永昌、天命……举不胜举。铸钱建元,这都是建政必须做的事。因为一是可以解决财政问题,二是可以起号召作用,三是可以表明其事业的正规性和独立性。何况阿保机的父辈已有“广土众民”之志!他自己竟会在当政十六年内不懂得铸钱?退一步讲,即使是撒拉的未曾铸钱,天赞之前是必有所铸的。
郑家相认为“盖太祖以前,契丹立国虽久,而组织未备,年号未立,故钱制不一,钱文莫定”。“太祖以前,未有年号,无著年号”,这都是恰当的评论。综合各家所说,先有北宋董逌、李孝美亲见并著于书,后有南宋洪遵追记,又经郑家相考证,都认为辽代建元之前有所铸。我们相隔千年以后,又何道理怀疑当时人所亲见呢?
作者: pbx5588 时间: 2015-7-3 23:33
三、研究辽钱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辽代属于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体上与五代北宋相始终,可以说是跑步进入封建社会的。虽然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但其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其特点是跳跃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点贯穿于整个辽代的典章文物之中。辽钱亦应同样具有这种特点,绝不应以其它朝代常例推论。如契丹文字总的说是受汉字影响制定的,大字是以汉字笔画增损而成,但小字却改变为以回鹘文字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前后仅只数年,相差竟然如此之大。所以辽钱的制作形体书法早期后期不会一致,继承性不一定明显。
2.《辽史》的产生过程如前所谈,是一种特殊过程。虽然基本可信,但疏漏牴牾较多。必须结合辽代的特殊性,全面分析而后结论。绝不应死扣片言只字,那样就会犯钻牛角的错误。除了如前所述“鼓铸”“坑冶”的例子外,还有人引用胡峤《陷北记》语,“上京西楼有邑室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因为胡峤留居契丹七年,人们就认为他的记述属于耳闻目睹。经查胡峤陷北在947年至953年之间,相当于世宗和穆宗时代,此时确已铸了天禄通宝和应历通宝。胡峤还记述“……三面皆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有人认为《辽史》“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之说即本出胡峤《陷北记》⑩,还有人认为室韦指地名,并非民族,可见胡峤记述不实,《辽史》自亦不免错讹。
注释:
①郑家相《辽钱考》。
②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③⑩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④⑤⑦唐石父《四朝钱币研究管见》。
⑥奥平昌宏《东亚钱志》。
⑧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
⑨沈括《梦溪笔谈》。
作者: 8888 时间: 2015-7-4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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