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学新篇—介绍两部研究银锭的专著（张季琦　姚朔民） - 赏泉（原大中华大收藏网）

　　这两部书虽然都是通论性著作，却是各有侧重。陈鸿彬先生的《元宝图录》，以图为主，配以简要说明。该书1982年2月初版，共288页，实副其名，共收古近代银元宝1000种。其中明以前52种，按时代排列，清、民国948种，按省区分类编排。重要元宝，加以放大，并选出精好者作为彩色图版，放在全书前面，达56页。这千种元宝形状各异，大小不同，轻重不一，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书籍印刷精美、色调鲜明、层次清晰，图象逼真，为研究经济史、货币史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张惠信先生的《中国银锭》则以文为主，图文并茂，它1988年正式成书，成书前，部分初稿曾于1986年和1987年在台湾《一银月刊》和《故宫文物月刊》连载，受到读者欢迎。该书共352页，约40万字，分为七章。七章标目如下:
　　——中国历代用银史话
　　——银锭的铸造与发行
　　——银两的平、色及各省主要周行银锭
　　——虚银两及银汇平价
　　——云南方锭与马鞍银锭的探讨
　　——清代税制与税银
　　——银锭的收藏与投资
从标目可以看出，作者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既有钱币学的分析，又有货币史、金融史的研究。书中收录银锭等图片资料800余幅，书籍装帧考究，与《元宝图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堪称白银研究的“姊妹篇”。

　　《元宝图录》所收千种，清末民初占了绝大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的选择与编排，颇见陈先生用心。清朝以后，由于用银日益普遍，各地的银锭变化也越来越大，方形，圆形、马蹄形、大翅形，等等，大小、重量、成色极不统一。陈鸿彬先生从铭文入手，按地方分类，一省之下，再按用途排列，兼顾时间、形制、重量，条目清晰，效果很好，各地银锭的形制，一目了然，不仅便于比较研究，就是对铭文内容不清的银锭，也能帮助归类。如有一笏“海防捐局”锭，铭文为“海防捐局、光绪十二年、二月、公济益”。清末各省都有“海防捐”，为海军军费的主要来源，而“公济益”则是一般钱庄、银号常用的字号，要据此找到准确归属，比较困难。但标有地名的“谷城县”、“当阳县”、“蒲圻县”和“江夏县”银锭上，也有“公济益”字样，银锭形制、铭文排列方式完全一样，可知这笏银锭属湖北省，“公济益”为湖北的“官银炉”。又如“四川省”一节，作者依铭文内容分为“各州县税银”、“地丁银”、“捐输税银”、“津贴税银”……二十目，不仅条目清晰，而且总结出两大特点，一是清代各省税银中“唯独四川省税银大多盖有赋税来源和用途戳印”；二是四川银锭“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10两形的圆锞…至于中国普通流行的马蹄形50两元宝则未发现”。这两大特点的归纳，对于钱币学和经济史研究的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仅此两例，可见陈先生此书虽是私家藏品图录，但其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的研究参考价值。

　　《中国银锭》由于以文为主，涉及内容更为广泛，从前引目录已可见一斑，它上起先秦，下迄1935年币制改革，直至铸造、发行、流通和币制及其与社会、财政的关系等等，内容全面，思路开阔，对读者启发极大。在论述方法上，作者既重视实物研究，又注意史料的收集，在史料方面，既重视正史，又留意于笔记、小说、戏曲，特别是清代史料，还引用了台湾故宫博物院部分清廷档案，这就不仅使文章论证翔实，而且更为不易见到这些档案的大陆学者所宝贵。同时，作者又注意引用了大陆近年发表的新材料，包括《中国钱币》发表的资料，而史料与实物的结合，就成为本书的重要特征。以“清代税制与税银”一章中“科举与捐输”一节为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说明清朝卖官鬻爵的捐班制度，从科举制度、捐班制度、捐班方式、到生员廪给、赏赐、补缺、捐输的收入、应用等等，丰富而又全面，同时，辅以很多银锭、执照、奏折等实物，使读者对捐输银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前述《元宝图录》一书中的“海防捐局”锭，也在引证之中，可知这是清廷为增加收入，增加了海防新班捐，使捐班者用以额外多纳，提前补缺的。另外，关于云南牌坊锭(两书称马鞍银)的论述，也是非常精彩的。云南牌坊锭，形制特殊，过去论白银者，涉及不多，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甚至有看作外国银锭的。树荫堂主人对其倾注了很大的注意，不但明指为云南银锭，而且在《元宝图录》中收录了140余枚，如果连牌坊锭以前的银锭也算在内，总数达258枚之多。排列顺序也大体符合云南银锭的发展过程。张惠信更进一步作了论证，指出此银确为云南所铸，国外发现者多为云南流出。尤其可贵的是，在文献资料受到很大局限的条件下，张先生通过实物的研究，指出早期马鞍银并无公估，并在论述中将云南银锭大体按方锭、公议、公估、官公估排列，这也显示了张惠信先生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目光。笔者获悉，近期将要出版的云南省钱币学会编辑的《中国云南历史货币》一书，利用云南丰富的藏品和翔实的地方史料，对云南牌坊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把它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勾勒得十分清晰。云南银锭研究中的这一成果，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这两部书也有一些尚可商榷之处，比如，陈先生称树荫堂收藏为“海内外公私收藏”“天下第一”，这恐怕是信息了解不够之故。再如张惠信先生说，我国白银的货币功能起源于汉唐，这也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元宝图录》和《中国银锭》两书的出版，是两位先生出于爱国热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为我国钱币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至于某些学术观点，自可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张惠信为《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序)。为此，笔者将两部专著颂为“泉学新篇”，谨此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