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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金”铜钱牌初探(张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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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8 10:58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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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永古 于 2015-6-28 12:14 编辑

(按:文章从几方面分析、有一定参考价值)

“良金”铜钱牌初探(张寿来)

近一年来,国内有关刊物连续报道了在湖北省境内先后两次出土“良金”铜钱牌的消息。一篇是姜胜撰写的《大冶县出土窖藏青铜器》,载于《江汉考古》1989年8月(第三期)。文中介绍在1982年5月,大冶县金牛镇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发现了极珍贵的古货币铜钱牌“良金四朱”及“良金一朱”二品各一枚。“良金四朱”通长13、宽4、厚0.3厘米,重量110克;“良金一朱”二残块,其形制与“良金四朱”同,残长6.4、宽3.3厘米,未注明重量。由笔者与汪宗耀二人合作的《湖北蕲春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也在《文物》1990年第一期刊出。文中介绍这批青铜器出土于1986年春,出土地点在该县长石乡长石村。该文并披露伴随青铜器出土的除有铜钱牌“良金四朱”“良金一朱”二品之外,还有过去世所未见的“良金二朱”。三品的尺寸重量分别是,“良金四朱”二枚,通长均为13.1,宽4、厚0.32、0.3厘米,重137.5、112.8克;“良金二朱”二枚,通长分别为10.5和9.2、宽3.6和3.2、厚均0.15厘米,重59.8和39.5克(封二);“良金一朱”一枚,通长9.2、宽3.2、厚0.15厘米,重39.9克。余5枚残缺不全,锈蚀严重,纹饰和钱纹不明。二县出土的钱牌“良金四朱”、“良金一朱”二品从纹饰到尺寸形制完全相同,仅“良金四朱”的重量略有差异。

  蕲春、大冶二县出土的窖藏铜钱牌是钱币学界的重大发现。此类铜钱牌存世极罕,只有极少数前辈见过此物,笔者所见著录稍涉及此的有:《历代古钱图说》中有“良金四朱”、“良金一朱”二品;《古钱币图解》有“良金四朱”、“良金一朱”二品。以上二书仅收图拓,分别被列入无考品目下和附录之中,亦无文字说明。《古钱大辞典》收录“良金一朱”、“良金四朱”方孔圆钱二品,按曰:“四字右旋书,钱以铢计,始于秦文右旋书,亦与秦十二铢等钱同,自系秦以后物。”此说虽对我们认识“良金”有所参考,但仍显根据不足。大冶、蕲春二县铜钱牌的出土,为今人研究“良金”的时代、国属、性质及其它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佐证。尤其是蕲春县又发现了一个人所未知的品种,即“良金二朱”。作为收藏单位,笔者又目睹实物,故试作此文,谬误之处,乞就于方家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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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28 10:59 | 只看该作者
一、关于“良金”铜钱牌的时代
  关于“良金”铜钱牌的时代,在过去的研究著作中,据笔者所知,最有参考价值的要算《泉币》1940年第三期所刊罗伯昭先生的《良金一朱》,文中并附有“良金一朱”拓本。罗先生论述道:“审其泉状,圆郭圆好,与古圜法、垣、共、毕阴、蔺、离石、武安、共屯赤金同。其金字之篆法,与‘共屯赤金’之‘金’字,‘阴平小布’之阴字之半同。其朱字之篆法,与三窍布背文之朱字同。又其云霞之图案,与寿县楚墓出土之漆木板花纹极相似。则非秦以后物可知也。”由于时代之局限,尽管文中有些名词读法不确,如毕阴应作济阴;阴平应作阴坪;武安圜钱尚待商榷。三窍布现称三孔布等。但罗先生从三个方面推断了它的时代一)铜钱牌的钱图,同战国环钱类同;(二)铜钱牌上“金”“朱”篆文和战国时代一些文字篆法类同;(三)铜钱牌上的纹饰和出土的漆木板上的花纹极相似。由此而推断铜钱牌“非秦以后物可知也。”这种论述极有见地,只是前辈做学问严谨,在没有获得确切的考古资料作旁证的情况下,将此铜钱牌仍列入了无考品之列。

  事过半个世纪,姜胜在他的报告中也认为,从与“良金”钱牌同出的其它器物均为战国中晚期这一现象看,该钱牌的年代应定在同时期为宜。笔者认为姜胜的断代是有科学依据的。本文打算更进一步从二县出土的这两批器物本身寻找出共同的内在规律,以求作出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

  大冶、蕲春二县先后两次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批特征相同的可供断代的典型器物群。它们的形制和典型纹饰都极其类同。这给我们断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如笔者在《文物》的报告中说蕲春县共出土三式箭镞,与大冶县出土的三型箭镞基本类同,只是二文所用的某些描述术语不同而已。两处出土的三棱形(式)箭镞与鄂王城遗址①所发现的三棱箭镞形制大小完全一样。象这种三棱形、两翼形(或双翼式)箭镞在一般战国中、晚期墓中很容易找到;两处出土的铜剑虽均为残件,但根据其器形仍能分析出,与麻城楚墓②中所出铜剑相似。在其它同时代的出土物中也能见到此种形制的铜剑;大冶县出土的B型琵琶形带钩也与江陵官坪楚墓③出土的铜带钩完全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冶县伴随“良金”钱牌出土的还有五枚蚁鼻钱。姜胜在文中介绍五枚蚁鼻钱,有四枚面文的为“”,余一枚面文“”,似朱字。其重量大者7克,小者4.2克。笔者认为这五枚蚁鼻钱对我们推断“良金”钱牌起了很重要的旁证作用。钱币学界历来公认蚁鼻钱是楚币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是楚国主要流通的货币。直到公元前223年楚为秦所灭,这种钱才废除。与其他事物一样,楚贝币同样有几个发展变化系列,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大冶县出土蚁鼻钱之形制及文字与宜城“楚皇城”④所出的蚁鼻钱形制极相似,应属战国中晚期。再从大冶县所出分析,它们的纹饰风格基本接近,主要以勾连云纹和卷龙纹为主,云雷纹衬底,这也是战国出土器物中最常见的纹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这批典型器物均为战国中、晚期物,因此,“良金”钱牌的时代不会晚于战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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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28 11:01 | 只看该作者
二、“良金”铜钱牌的国属
  本文在第一节关于时代的问题中已提起大冶县与之伴同出土的蚁鼻钱。它除有断代作用而外,实际上对于我们认识“良金”钱牌的国属,显然也是同样重要的。除这类十分明了的遗物而外,我们再从几个方面加以推断:

  (一)从出土地点来推断“良金”铜钱牌的国属

  关于出土器物群的文化特征,本文实际上已作了对比和分析。如箭镞、剑、斧、带钩等,都是楚墓和楚域内出土的常见之物。如果我们利用这些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出土物来探讨一下它们的地域,对于认识“良金”铜钱牌的国属是很有帮助的。

  大冶和蕲春同处鄂东南,隔江相望。据蕲春县志所载:蕲春在春秋时期(公元前476年)即属楚国;战国时属楚之九江郡,郡治设寿春(今安徽寿县)。大冶县属楚则更早。特别是,大冶窖藏的出土地点在金牛镇竹林柯自然村,姜胜在文中介绍,出土点与“鄂王城”仅相距9.6公里。关于鄂王城的时代,《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已发表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该城在确切年代上虽有些争论,但城内大量的出土实物属春秋至战国时期。据历史文献记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怀王曾封鄂君启于鄂。由于鄂君启受封的时间、地理位置均与鄂王城相符合,故考古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鄂王城”即“战国之鄂”。鄂君启受封于战国中期。大冶、蕲春二县出土的窖藏青铜器的年代与之相当,这不仅使我们了解“良金”钱牌的国属,而且使人联想到它的使用区域问题。当然,后一个问题一时还无法作结论,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二)从“良金”铜钱牌的自身形制及重量来认识其国属

  本文在上节曾谈到罗伯昭先生发表在《泉币》1940年第三期中的文章。虽然该文没有确认“良金”铜钱牌就是楚国之物,但该文把“良金”钱牌同“郢爰”联系起来考证,推断“良金一朱”即“权黄金一朱”。笔者认为,这确实能给人以不少的启示。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各式“郢爰”的出土充分证实了罗先生推断的正确性。据统计,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共出土“郢爱”计七十余块。百分之八十以上为龟形版,瓦版、圆形各占一定的比例。呈平面长方形的金版仅有1982年江苏盱胎出土的3号和4号两块⑤。这种平面长方形“郢爰”是伴随切割使用而产生的。在龟形金版上,无论印数怎样增加,版面的边沿仍免不了有半印大的空隙。为了完全避免无印碎块的出现,便出现了这种平面长方形版式的“郢爰”。长方形爰金版的铸行年代,钱币学界大多数都认为应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而除楚国有大量的爰金遗存外,战国时代其它各国尚未见有作为货币形态的黄金遗存。“郢爰”是唯楚莫属。而现今又在较广泛流通爰金货币的楚地两次出土“良金”铜钱牌是十分合乎情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良金”铜钱牌是“郢爰”形制的演变之物,或者说是从爰金派生出来的。

  除形制而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良金”铜钱牌自身的重量来推断它与“郢爰”的内在关系。

  我们所见三品“良金”铜钱牌的单位均为×朱。而自身重量从127.5克到近40克,这似乎很有几分令人费解。按长沙出土的若干铜砝码计算,一铢的重量合今0.679克,以此推算,钱文中之一朱绝不是代表铜钱牌自身的重量,而应是罗伯昭先生所说铜钱牌中的一朱“权黄金一朱”。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指出:“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里所说的白金即白银,赤金即铜。铜钱牌的这种现象印证了古人对金的概念。故此,笔者认为“良金”钱牌是同黄金作比价的货币。

  此外,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蕲春县出土的较小的一枚“良金二朱”,它的大小尺寸和重量与“良金一朱”相同,这很令人不解。但笔者仔细审其两枚二朱的“二”字,发现与“良金一朱”尺寸相同的一枚之“二”字的两横显得长短不一,笔划的粗细也不一致,似乎是匠人错刻。这种一钱一范的先秦货币,错刻的情况过去常有发现。这种解释不知当否。

  综上所述,大冶、蕲春二县所出土之“良金”铜钱牌应是楚国铸行的货币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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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28 11:02 | 只看该作者
三、“良金”铜钱牌的价值和意义
  “良金”铜钱牌的出土,使我们对这种过去被列为“无考”的钱币的研究有了科学的依据。正是根据出土的自然情况和同出器物,我们才有可能探讨它的时代、国属和作用等问题,而通过这种探讨,我们则可以为战国时期的楚国确认一个新的货币种类。

  战国时期,新旧贵族频繁交替,自由民阶层不断壮大,商业的繁荣兴旺使货币需求量随之激增。这就是大量金属铸币出现于战国的基本原因。这个时期的货币种类之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高峰。单铜铸币就有形制各异的刀、布、圜、贝等多种。而钱牌的出现使楚币更加完整和系列化了。此外,新发现的“良金二朱”为楚币乃至战国时期的货币子母相权理论也提供了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山西省钱币学会刘建民老师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谢忱。


  注释:
  ①《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②《麻城楚墓》,《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③《江陵官坪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第3期。
  ④《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8期。
  ⑤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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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6 14:0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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