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内有分裂,外有强邻之下的牺牲战略 而当时国际强权之中,恰恰是日本最担心的苏联,希望中日之间扩大冲突,爆发全面战争,因为只有中日陷入历史大战之中,苏联才能轻易的获得中日相争的历史机会,以最低的代价,争取到远东的最大战略利益。 蒋介石当然非常懂得苏联的利益观点,但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局势而言,中国自立还需要时间,国际社会其它国家自顾不暇,不会有人为中国得罪日本,蒋介石除了采取“联苏、容共、抗日”的战略之外,中国已经没有别的策略可以选择。这就是假如魔鬼可以救中国,中国都必需与魔鬼合作的历史悲剧时刻。(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内蒙,苏联侵略中国外蒙与遥控新疆) 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而言,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中国领导抗日作战的共主,还不是拥有完全领导权的国家领袖,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扩充巩固对日作战的实力——比如,准备六十个德式装备师,同时建立一支可以抵抗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中国空军,以及在全国战略要地,修建军事防线与要塞。同时整合更多的诸侯部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交通、电讯以及后勤兵工厂,这样中国才能勉强有实力与日本较量,蒋介石希望最快能在一九三九年初步完成这个战略布局,但是最好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调整提高整个战略的实力。 但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共识是,蒋介石不能再对日本任何的侵略行为退让,也就是说,抗日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 平津不能再失,维持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是中国与日本交涉最低也是唯一的底线。既然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战时刻,就要从全局与历史而非局部与片面的观点来考虑中日之间的历史总决战,蒋介石原已先将西北军北调,支持宋哲元强硬周旋,另外一方面也在规划调派大军一百个师北上,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节制华北各军作战,必要时在河北中部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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