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白手起家办央行 曹春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成立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的决定,并指定时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央行的筹建工作,出任行长。不过,兹事虽大,毛泽民得到的却只是一纸命令,组建央行所需的场地、人员、经费、用具等,都是个未知数。这意味着此前的“杨老板”、“杨经理”(毛泽民奉组织之命从事地下工作的公开身份),又得白手起家、艰难创业了。 安营扎寨 毛泽民首先找房子,解决银行办公营业用房问题。他在叶坪村中转来转去,看中了谢氏宗祠右前侧不远处的一所农宅。这所农宅座东北朝西南,为土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有天井,占地近300平方米。这在当地来说,已是条件不错的;况且它后面二三十步就是中央警卫连驻所,利于安全保卫。经过协商,宅主同意让出后进楼上楼下两层的房间,给银行使用。前进部分仍由宅主一家住着。 细细打扫、粉刷过,毛泽民就把国家银行的坯子安到这所农宅里来了。他把楼上小厅做财政部记账员办公室,小厅两边的房间,一间做他自己的公办室兼寝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就做银行员工的宿舍。楼下小厅用做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和未来的营业室,小厅两边的房间,一间作库房,一间备用。这样,国家银行就算扎下营盘了。 银行办公、营业需要的用具,像桌子、凳子、椅子、算盘、油灯、铁皮箱、笔墨纸砚等,毛泽民采取能领的就从中央政府总务厅领,能借的就向附近群众家里借,能代用的就代用,实在没来路的就自己动手做的办法解决。所以,银行的办公营业用具就有些五花八门,正如我们今天在国家银行旧址陈列中看到的那样。 为代理国家金库,银行还得有个金库库房。银行周边没有合适的空房可用,毛泽民只好另打主意。他顺着田间小路,转出这个叫老村的屋场,来到一个叫中村的地方。此地距银行行址不过一箭之遥,前临瑞金第一大河绵江。村子路边有间独立的楼房,房前有棵百年香樟。毛泽民近前细看,但见楼房不过比一般平房高三五尺,土坯砌就;二层“楼”只铺了一半左右的楼板,室内尽是灰土和蜘蛛网,以及弃置不用的破损小农具。看来,这是间田寮或粪寮一类闲屋,巧的是古樟下部树身有个一人多高的空洞,正好能给哨兵遮阳挡雨。毛泽民看着满意,便找到村里办妥借用手续,将这里做了金库。我们现在在国家银行原址右侧数米看到的金库旧址,实际上是中村的金库原址日久失修倒塌后,依其原样择址重建的。 招兵买马 营盘扎定后,毛泽民开始招兵买马,给央行物色工作人员。闽西是他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从事财经工作的第一站,闽西工农银行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发行的货币有很高的信用,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他首先想到从闽西工农银行调人。 他要的第一个人是曹菊如。其时曹菊如正值而立之年,党龄一年零两个月。从15岁当学徒起,曹菊如跟算盘、账本、洋码子(阿拉伯数字的俗称)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正儿八经从事银行工作,也有整整一年的历史。毛泽民尤其看重的,是他那股子好学上进、勇于创新的精神。闽西工农银行办起来后,工农出身的职员们都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规章制度可循。身为会计科长的曹菊如带头学习和摸索,搞出了一些简便可行的管理办法。比如,制定收款单和付款单,以分清会计和出纳的责任;采用中式账薄和传统记账法,并参照商店记账法进行改进,用作银行记账。从而基本保证了银行开展业务的需要。他从土豪家中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薄记讲义,如获至宝,便细致地把讲义里的一张表格描绘下来,压在玻璃板下,与同事反复学习揣摩。此时,恰好毛泽民来访,见到这一幕。为让闽西同志学到“真经”,毛泽民通过党内交通从广东买到《银行薄记实践》,送给曹菊如。这一下,曹菊如大彻大悟,掌握了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制度的基础知识。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水平也上了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毛泽民热心助人等优秀品质,也深深留在了曹菊如和他的同事心中。 1931年12月中旬,毛泽民怀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调令,来到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早已知道毛泽民此行目的,却还是忍不住对毛泽民说:“你调谁都好说,就是不要调曹菊如,他可是我的臂膀啊!”毛泽民笑答道:“今天调曹菊如,兴许明日还要调你呢。”阮山只得忍痛割爱。其实,曹菊如自己也舍不得离开亲手参与创办和经营的闽西工农银行。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分配。毛泽民又要曹菊如在他的同事中挑选了两个人,一起去国家银行创业。 1932年1月1日,新年伊始,曹菊如就带着两个年轻同事,挑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从长汀来到瑞金,向毛泽民行长报到。毛泽民对曹菊如很是信任,放手让他工作。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进展很快。同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此时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立国家银行不过三个月。 国家银行刚起步时,全部人马只有行长一人,记账员一人,出纳一人,管兑换兼做杂务并帮助出纳的一人,搞会计核算的一人,总共五个人。五人中,毛泽民行长还兼做中央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工作。 艰苦创业 国家银行开张之日,不仅人手少,本钱也小。临时中央政府原计划国家银行资本金总额100万元,而实际到位的仅20万元。就是这点本钱,也很快被财政部提去救急,银行近乎“空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依然抱着对革命、对红色中华的无比忠诚,一面通过买卖生金银和尽可能举办的信贷以开辟财源;一面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节省各项开支,降低营业成本。从而不仅积极地执行了集中一切财力供给革命战争的方针,并且创造了极高的效率和良好的效益。当年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收付总额为2178万元,是实际资本额20万元的109倍;11个月营业中平均每三天资本周转一次;实际盈利3.9万元,资本利润率高达195%;而银行开办费仅444.69元,占全部费用的3.6%。 其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究竟是怎样艰苦奋斗的呢?他们住得差,吃得也差。每人每天七八两米(若折合当时16两/斤制,约为12两),分做三餐或两餐,放在一个蒲草包里煮熟,叫做吃“包包饭”或“筲子饭”。菜以青菜、南瓜为主,有罗卜干和腌菜下饭算不错,难得有油珠和荤腥在菜里;有时甚至连调味的盐都没有,只好放点自制硝盐。工作条件也差,白天挤着办公,晚上还要就着昏暗的青油灯或松明子加班。而这些工作人员除一部分技术工人(如银匠)享有工资或津贴外,仅有最低标准的伙食费。 然而,大家都没有怨言,更没有谁当逃兵,因为身为行长的毛泽民,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他有理由有条件开小灶,吃得好些,可他夫妻俩却和大家一道吃大锅饭。他掌管大把钱财,可每月一样只领取二三毛钱的伙食尾子打打零用。他配了公务员,可除了办理公事外,从不支使公务员干家务杂活。他常年穿着灰布粗衣,脚上的袜子补了又补。接待客人,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毛泽东和毛泽覃,他也只以一般饭食相待,要不就是清茶一杯。有同事看不过意,劝他不看兄弟面也看中央政府主席面,花几个钱招待一下。毛泽民听了不气不恼,笑呵呵地说:“革命友情比兄弟情分更重要,这一点,主席比我还清楚。为了革命成功,手足之情也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