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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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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12-5 14:01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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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发表于 2015-12-17 19:54 | 只看该作者
苏区大头的元宝耳朵真是明显!感谢至尊老师强大的资料!几乎都是我使了好大劲也没能搜到的!尤其是那正品信笺,更是首见!
从36楼的‘送金簿’看,左读是没问题的。从银行行长纸币上用俄文签名看,这帮人又是深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大楼的工业设计风格也通过了。再加上您所发的信笺佐证。基本可认证疑点不大了!感谢老师!

看到开始的资料,见造币厂已经修复成旅游景点了,还以为这是用老纸加印的纪念品呢,还好不是。
目前看可以当特殊时期的见证先留着了!

再次感谢至尊老师的辛苦和费心!得遇名师,我也终于明白了!嘿嘿!
晚安!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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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6:39 | 只看该作者
稀少的红军大头(珍品)





作者:WAQUUJSJS
2013-05-30 23:57


1928年4月28日,朱毛红军会师于井冈山,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红军上井冈山之前曾因“官逼民反”当上“山大王”的王佐,在党的影响下,成为井冈山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了红军造币厂的负责人。为了解决红军的经济困难,他们就利用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鹰洋(后期发行的大帽、直线边齿鹰洋)进行改造:在银币上凿上“工”字,遂成为井冈山工字银元。1931年,江西省苏维埃造币厂成立,克服重重困难,进而自己铸造墨西哥版银元、孙中山头像银元和“袁大头”银元等三种银元。尽管工艺较为粗糙,但由于银元的成色很高,因而深受中央苏区宁都、于都一带军民的欢迎,流通较广,有力地缓解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现金短缺、经济困难的不利局面。
1931年11月7日,由-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一贯重视红军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了对苏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对原有的江西省苏维埃造币厂进行扩建,在瑞金县洋溪村成立了中央造币厂,制定了大量生产银元、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经济封锁的正确方针。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国民党政权的一套铸币机和钢模,很快运到瑞金的中央造币厂。从此,红军的造币厂如鱼得水,“鸟枪换炮”,开始用机器大规模铸造墨版鹰洋、“袁大头”、“孙小头”等银币,银币质量也大为提高。铸币工人在银币铸好之后,再用钢印在上面凿上“工”、“工人”、“士兵”等字(既有凿在银币正面的也有凿在背面的),也有凿上 镰刀斧头(党徽标记)。利用这些红军自己铸造的鹰洋和其他银币,换回了大量红军急需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可见。墨西哥鹰洋的历史功绩和红色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这枚珍惜的红军大头,是出版中国金银币目录一书的林国明先生的旧藏,也是此书中唯一在册的红军发行的苏区大头(301页),这种币的存世量相当稀少,更为难得的这枚币的品相,真是所见最好的,08年香港拍卖会排出的一枚2000多美金,品相一般,是收藏者的第一选择!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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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6:21 | 只看该作者

  毛泽民白手起家办央行

  曹春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成立国家银行、即中央银行的决定,并指定时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央行的筹建工作,出任行长。不过,兹事虽大,毛泽民得到的却只是一纸命令,组建央行所需的场地、人员、经费、用具等,都是个未知数。这意味着此前的“杨老板”、“杨经理”(毛泽民奉组织之命从事地下工作的公开身份),又得白手起家、艰难创业了。

  安营扎寨

  毛泽民首先找房子,解决银行办公营业用房问题。他在叶坪村中转来转去,看中了谢氏宗祠右前侧不远处的一所农宅。这所农宅座东北朝西南,为土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有天井,占地近300平方米。这在当地来说,已是条件不错的;况且它后面二三十步就是中央警卫连驻所,利于安全保卫。经过协商,宅主同意让出后进楼上楼下两层的房间,给银行使用。前进部分仍由宅主一家住着。

  细细打扫、粉刷过,毛泽民就把国家银行的坯子安到这所农宅里来了。他把楼上小厅做财政部记账员办公室,小厅两边的房间,一间做他自己的公办室兼寝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就做银行员工的宿舍。楼下小厅用做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和未来的营业室,小厅两边的房间,一间作库房,一间备用。这样,国家银行就算扎下营盘了。

  银行办公、营业需要的用具,像桌子、凳子、椅子、算盘、油灯、铁皮箱、笔墨纸砚等,毛泽民采取能领的就从中央政府总务厅领,能借的就向附近群众家里借,能代用的就代用,实在没来路的就自己动手做的办法解决。所以,银行的办公营业用具就有些五花八门,正如我们今天在国家银行旧址陈列中看到的那样。

  为代理国家金库,银行还得有个金库库房。银行周边没有合适的空房可用,毛泽民只好另打主意。他顺着田间小路,转出这个叫老村的屋场,来到一个叫中村的地方。此地距银行行址不过一箭之遥,前临瑞金第一大河绵江。村子路边有间独立的楼房,房前有棵百年香樟。毛泽民近前细看,但见楼房不过比一般平房高三五尺,土坯砌就;二层“楼”只铺了一半左右的楼板,室内尽是灰土和蜘蛛网,以及弃置不用的破损小农具。看来,这是间田寮或粪寮一类闲屋,巧的是古樟下部树身有个一人多高的空洞,正好能给哨兵遮阳挡雨。毛泽民看着满意,便找到村里办妥借用手续,将这里做了金库。我们现在在国家银行原址右侧数米看到的金库旧址,实际上是中村的金库原址日久失修倒塌后,依其原样择址重建的。

  招兵买马

  营盘扎定后,毛泽民开始招兵买马,给央行物色工作人员。闽西是他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从事财经工作的第一站,闽西工农银行规章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发行的货币有很高的信用,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他首先想到从闽西工农银行调人。

  他要的第一个人是曹菊如。其时曹菊如正值而立之年,党龄一年零两个月。从15岁当学徒起,曹菊如跟算盘、账本、洋码子(阿拉伯数字的俗称)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正儿八经从事银行工作,也有整整一年的历史。毛泽民尤其看重的,是他那股子好学上进、勇于创新的精神。闽西工农银行办起来后,工农出身的职员们都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规章制度可循。身为会计科长的曹菊如带头学习和摸索,搞出了一些简便可行的管理办法。比如,制定收款单和付款单,以分清会计和出纳的责任;采用中式账薄和传统记账法,并参照商店记账法进行改进,用作银行记账。从而基本保证了银行开展业务的需要。他从土豪家中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薄记讲义,如获至宝,便细致地把讲义里的一张表格描绘下来,压在玻璃板下,与同事反复学习揣摩。此时,恰好毛泽民来访,见到这一幕。为让闽西同志学到“真经”,毛泽民通过党内交通从广东买到《银行薄记实践》,送给曹菊如。这一下,曹菊如大彻大悟,掌握了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制度的基础知识。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水平也上了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毛泽民热心助人等优秀品质,也深深留在了曹菊如和他的同事心中。

  1931年12月中旬,毛泽民怀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调令,来到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早已知道毛泽民此行目的,却还是忍不住对毛泽民说:“你调谁都好说,就是不要调曹菊如,他可是我的臂膀啊!”毛泽民笑答道:“今天调曹菊如,兴许明日还要调你呢。”阮山只得忍痛割爱。其实,曹菊如自己也舍不得离开亲手参与创办和经营的闽西工农银行。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分配。毛泽民又要曹菊如在他的同事中挑选了两个人,一起去国家银行创业。

  1932年1月1日,新年伊始,曹菊如就带着两个年轻同事,挑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从长汀来到瑞金,向毛泽民行长报到。毛泽民对曹菊如很是信任,放手让他工作。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进展很快。同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此时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立国家银行不过三个月。

  国家银行刚起步时,全部人马只有行长一人,记账员一人,出纳一人,管兑换兼做杂务并帮助出纳的一人,搞会计核算的一人,总共五个人。五人中,毛泽民行长还兼做中央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工作。

  艰苦创业

  国家银行开张之日,不仅人手少,本钱也小。临时中央政府原计划国家银行资本金总额100万元,而实际到位的仅20万元。就是这点本钱,也很快被财政部提去救急,银行近乎“空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依然抱着对革命、对红色中华的无比忠诚,一面通过买卖生金银和尽可能举办的信贷以开辟财源;一面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节省各项开支,降低营业成本。从而不仅积极地执行了集中一切财力供给革命战争的方针,并且创造了极高的效率和良好的效益。当年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收付总额为2178万元,是实际资本额20万元的109倍;11个月营业中平均每三天资本周转一次;实际盈利3.9万元,资本利润率高达195%;而银行开办费仅444.69元,占全部费用的3.6%。

  其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究竟是怎样艰苦奋斗的呢?他们住得差,吃得也差。每人每天七八两米(若折合当时16两/斤制,约为12两),分做三餐或两餐,放在一个蒲草包里煮熟,叫做吃“包包饭”或“筲子饭”。菜以青菜、南瓜为主,有罗卜干和腌菜下饭算不错,难得有油珠和荤腥在菜里;有时甚至连调味的盐都没有,只好放点自制硝盐。工作条件也差,白天挤着办公,晚上还要就着昏暗的青油灯或松明子加班。而这些工作人员除一部分技术工人(如银匠)享有工资或津贴外,仅有最低标准的伙食费。

  然而,大家都没有怨言,更没有谁当逃兵,因为身为行长的毛泽民,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他有理由有条件开小灶,吃得好些,可他夫妻俩却和大家一道吃大锅饭。他掌管大把钱财,可每月一样只领取二三毛钱的伙食尾子打打零用。他配了公务员,可除了办理公事外,从不支使公务员干家务杂活。他常年穿着灰布粗衣,脚上的袜子补了又补。接待客人,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毛泽东和毛泽覃,他也只以一般饭食相待,要不就是清茶一杯。有同事看不过意,劝他不看兄弟面也看中央政府主席面,花几个钱招待一下。毛泽民听了不气不恼,笑呵呵地说:“革命友情比兄弟情分更重要,这一点,主席比我还清楚。为了革命成功,手足之情也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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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6:12 | 只看该作者

罕见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存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款折封面 17.5×10厘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款折底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款折内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送金薄)
   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里常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钱币(包括纸币、布币和金属币),但发现完整的一本(共6页)存款折实属罕见。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80周年的今天,新发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款折对研究中华苏维埃时期的金融、货币政策和实施的方式方法等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32年2月1日成立,总行在瑞金叶坪,行长毛泽民。一栋只有两个小厅三个房间的砖木结构二层普通民房就是总行,还成立了江西兴国等若干分行。

    银行成立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银行主要担负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和税收,以及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等职能。同时,国家银行还受政府委托,代理国库出纳,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这些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央苏区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为苏区建设提供经济保障。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即着手设计印刷国家银行纸币,开始人民政权统一发行货币的尝试。根据当时苏区的具体情况设计出了壹元、伍角、贰角、伍分等面值的苏币票样。国家银行成立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在履行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职能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开展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信贷业务。

   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国家银行开始吸收群众存款。国家银行的存款分为两大类,一般存款和储蓄存款。一般存款又分三种类型: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零存整取。1934年3月20日起,国家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业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编入中央第二纵队第十五大队,重点监护国家总金库的资金,参加突围转移。次年10月到达陕北,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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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6:03 | 只看该作者
1927年9月9日,共产党人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秋收起义。10月,起义军沿罗霄山脉南下,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以后,就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现金和日用品奇缺,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墨西哥鹰洋信誉好,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私铸墨版鹰洋假银元的很多。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前夕,有个叫谢火龙的人,在江西遂川湘洲设立一家造币厂,铸造墨版鹰洋。红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是江西遂川人。受王佐的教育启发,谢火龙的造币厂开始为革命根据地服务。1928年5月,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造币厂迁到井冈山的上井村,成为由王佐负责的红军造币厂。红军造币厂用打土豪和战争中缴获的银饰品和银器铸造银元。银元版式只有直线形边齿的墨版鹰洋一种。为了表示工农苏维埃政权铸造的银元与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墨版鹰洋假银元的区别,红军造币厂在铸好的墨版鹰洋上凿下“工”字印迹,被称为“井冈山工字银元”。1929年1月,井冈山根据地失守,井冈山工字银元停止发行。
  1929年4月,江西兴国县农民陈志美等人,在兴国县东村乡开办起陈氏“花边厂”,仿制英国贸易洋钱。到8月,陈氏“花边厂”被东村乡农民协会接管,1930年夏,改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1年5月,又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铸造墨版鹰洋、孙中山头像银元和袁世凯头像银元三种。由于制造银元的工具简陋,产品外观较为粗糙,然而银质较纯,群众愿意使用,当时在江西宁都、于都一带流通得很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色区域内现金短缺的困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以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为基础,在江西瑞金县洋溪村正式成立了中央造币厂,厂长是谢日东。中央造币厂除了创制、发行中华苏维埃政府自己的一套货币外,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适应发展对白区贸易的需要,必须继续生产银元。
  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击败国民党军队钟绍奎部,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迅速送到瑞金。从此以后,中央造币厂开始采用机器铸币。机器铸币采取“歇人不歇马”的一天三班制。一天可以生产四五千块银元。铸造的仍然是墨版鹰洋、孙中山头像银元和袁世凯头像银元。铸好的银元用钢印戳凿上“工人”二字,戳凿的位置或面或背,没有一定规矩。铸好的银元以500块一箱向中央输送。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用这些银元从白区换回大量急需的物资。

  墨版鹰洋为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起过一定作用,这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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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5:37 | 只看该作者
几名银匠办起中央造币厂



     中央苏区开展对白区贸易时,都是以白区普遍流通的现大洋(银圆)结算。这些数额巨大的现大洋,都是由设在洋溪的苏区中央造币厂铸造。

几名银匠办起造币厂

苏区中央造币厂,最初是由兴国县东村乡几名银匠在1929年办起来的。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工人增加到20多人,原料也很充足,平均每天能造出银圆500余枚,品种既有“大袁头”,也有“小头洋”、“老鹰边”(俗称“雕子边”)。1932年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来瑞金洋溪村,改名为中央造币厂,由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厂长谢里仁(后为陈祥生、杨其鑫)。下设行政、业务两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绞皮部、冲床部、滚边部、洗银部、印花部、包装部、修理部和一个银库。全厂干部职工发展到170余人。

手工铸币发展为半机械化铸币

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仍然采用手工铸币,将原来的麻石“天碓”改为铸铁“天碓”。但不到一个月,铸铁“天碓”出了毛病。正好此时红军在福建上杭县缴获土匪钟绍奎部的一套铸币设备(包括银板机、绞皮机、冲床、滚边机等)和一套钢模,运到造币厂安装好后,便开始了机器铸币。可是这套设备只能铸造小毫洋,造币厂将它改造后,虽然能铸“大头洋”、“小头洋”,但铸造出的银圆显得粗糙,只能在苏区内部流通。白区商人不愿意接受“大头洋”、“小头洋”,只喜欢“老鹰边”。更为糟糕的是,因负荷太重,1933年夏天设备损坏,一时难以修复,连“大头洋”、“小头洋”也不能铸了。

为满足苏区对外贸易需要,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江口外贸分局接受任务后,通过赣州商人,很快从上海买回一台能铸“老鹰边”的机器,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马金钢”。1933年冬,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银毫子的设备,运回造币厂。能在白区流通的“老鹰边”源源不断地铸造出来,保证了对外贸易事业的需要。

造币厂主要仿造白区流通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边”。一元面额的苏维埃银币只生产了几百枚。苏维埃二角银币生产较多,从1934年春起还铸造了苏维埃五分铜币。

毛泽东指示反假币

1933年春,敌人为了扰乱苏区经济,制造了二角假币混入苏区流通。一天,毛泽东将造币厂厂长陈祥生和厂业务处长谢里仁叫到住处,对他俩说:“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假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济,你们知道吗?”

陈祥生回答:“知道了,我们已经报告了毛行长。”

毛泽东从书桌里拿出一枚假币问陈祥生和谢里仁:“敌人是怎样弄出这种假币来的?怎样识别它?”

谢里仁说:“敌人造的假币是铜质而不是银质,是在红铜上面镀上一层银质。只要将假币一磨擦,就可以看出铜质来。”

毛泽东点头:“噢,知道了。这种假币是会昌县筠门岭一些土匪制造的。我们准备派红军部队去围剿土匪。你们也要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真假银币方法,堵塞假币在苏区流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很快端掉了敌人制造假币的窝点。中央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发出布告,揭露敌人阴谋,教育苏区军民识别和拒用假币,拥护和使用苏维埃货币。

红军主力长征后的中央造币厂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中央造币厂留在苏区,但停止了造币生产。厂长谢里仁将工人组织成运输队,由国家政治保卫队1个连护送,将造币厂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转移到于都县高陂龙山村。正准备开机铸币,敌人向造币厂所在地区发起进攻。根据中央政府办事处指示,工人们在附近山区埋藏好机器设备,一部分人员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员疏散回家。造币厂的几十担银坯,由国家政治保卫队护送,随中央政府办事处转移,后被秘密埋藏在于都县上坪、屏坑一带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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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4:25 | 只看该作者
    雄伟壮观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供图)
    近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在江西瑞金试开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睹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芳颜”。
    走在洁白的大理石台阶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组昂首阔步的人物群雕,雄伟壮观,庄严肃穆。度步进入馆内,一个全国惟一集中展现苏区历史的综合性展厅游客跃入眼中。一件件革命文物仿佛在向我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一个个新颖的主题展引人入胜,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神秘“面纱”在这里被一一揭开……
    科学陈展“一鸣惊人”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城西,于2007年10月竣工,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馆内陈列展厅共两层,总面积达4800平方米,其前身是瑞金革命纪念馆,1994年更名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由于馆舍陈旧、位置偏僻、载体弱化、形式单调,基本陈列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以及一些部委在旧址举办的专题展览外,缺乏一个系统展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恢宏历史的场馆,观众在参观各部委旧址之后,有强烈的愿望再看看综合介绍性的陈展。为此,2004年经中宣部批准并在中宣部、省政府的支持下进行改扩建,江泽民同志为新馆题写“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馆名。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供图)
    为增加吸引力和感染力,该馆运用了大量声、光、电等现代布展手段,以《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基本陈列为重点,将大量珍贵文物、战斗场景、图片、资料相结合,图文实物并茂,灯光声电齐辉,气势恢弘,发挥了陈展布局的集聚效应。日前,经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评估推荐,国家文物局初审通过,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跻身首批79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据介绍,博物馆等级划分共有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对博物馆进行评级,这在全国是第一次。
    珍贵文物吸引人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至今仍珍存着叶坪、沙洲坝、长征第一山等革命旧居旧址群180余处,拥有红井、“二苏大”会址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物1万余件。
    当你步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二楼展厅时,“财经国宝”会让你流连忘返。这些文物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银元钢模、石印机、苏区货币,为国家一级文物。
    银元钢模是一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压制银圆的钢模。钢模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下部是四棱台模座,总长7.8厘米,宽5.8厘米,高2.2厘米;上部是边长2.5厘米,高1.1厘米的正六棱台,台面刻有一个直径为3.9厘米的圆,圆内阳刻袁世凯半身侧面光头像,头顶上部呈月牙形阴刻隶书“中华民国三年”六字。整个钢模通体黝黑,在灯光的照射下,可以清楚地反射出袁世凯半身头像。

    中央造币厂仿民国三年银圆钢模。(该图由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提供)
    石印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台印钞机,这台石印机为铁铸手摇平台式,分机台和机脚两部分,长120厘米,宽61厘米,高120厘米,前后机脚向外弯曲,机台中装有一块平面青石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从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石印机上“印”出来的。在共和国纸币刚一出现的时候,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就计划用伪币搅乱苏区的金融体系。可是,当他们开始仿造苏区纸币的时候,却发现最难伪造的就是纸币上的这两个签字。解放后,许多钱币爱好者都想弄清楚这两个签字,一直都没有结果。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套纸币的设计者黄亚光才为大家揭开了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签字之谜,那就是时任苏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俄文签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石印机。(该图由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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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2:1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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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7 12:10 | 只看该作者
我之随风 发表于 2015-12-16 22:42
我收集到的一点相关资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 ...

再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13日  字体[[url=]小[/url] [url=]大[/url]]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叶坪)
右上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票印刷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
    2011年6月,古樟树掩映下的江西瑞金叶坪村谢家祠堂,“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人们宣布:“今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台下掌声四起,人们纷纷拥到主席台前与“毛泽东”合影。
    “我叫谢辉,是一名情景再现演员。”面对人们好奇的询问,“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从2005年开始,谢辉和他的同伴每天都会在包括“一苏大”旧址在内的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内进行情景再现表演。
    演出空闲时间,谢辉也会像普通游客一样四处看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便是他常去的地方之一,不过,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家银行。而80年前,毛泽东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很清楚这家银行存在的必要性,毛泽东说:“财政问题的迫切性已经摆到我们政府面前来了。国家成立后,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当前最主要的经济工作,必须当成大事、特事来办”。
    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战火硝烟中诞生了,它的诞生开启了我国人民金融事业发展的开端。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砖木结构二层普通农房内,游客络绎不绝,来自珠海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参观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可以沾金气、沾银气、沾财气。而与李先生抱着相同参观目的的游客不在少数,“整个旧址群,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成为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很多人的想法都和李先生一样。”负责旧址讲解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苏维埃国家银行确实与金银、财富脱不开联系。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史陈列馆中悬挂的一幅油画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位红军战士面前摆放着堆积成山的金条、银条及各式珠宝首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史料记载,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实际上,其中80万元是债款,到位的仅有20万元。此外,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地点是向当地村民租借的,就连毛泽民自己办公兼居住用的物品,如桌、椅、盆架也多是向房东谢家来老人借来的。作为金山银山展览策划人的毛泽民给出这样的解释:“搞一个金山银山展览,然后以此作后盾,扩大发行苏维埃纸币。”
    如今,由于存世数量较少,人们很难见到苏维埃纸币的真正面貌。幸运的是,瑞金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为记者提供了一次与苏维埃纸币亲密接触的宝贵机会,他对记者表示:“近两年,随着货币收藏的升温,苏维埃纸币成为收藏界的宠儿,因此想见到它一面并不容易。”
    经常到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参观使严帆能够接触到大量游客,这也使得他对苏维埃国家银行备受青睐的原因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首先银行是管钱的,游客都有一种了解金融货币史的愿望;其次,银行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不会有陌生感;第三,当时的货币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制作的,由谁来管理,他们都非常好奇。”
    “通过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的收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那段历史,这是一件好事情。”有着多年收藏经验的严帆告诉记者。
    除苏维埃纸币外,在严帆的家中,记者还看到了红军使用过的武器:砍刀、长枪以及油灯、书籍等其他用品。严帆解释道:“我们生长在瑞金这块土地上,对这段历史耳濡目染,感情很深,所以我们要尽自己力量保存红色文物,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
    今年66岁的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老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已有近40年的研究。“我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曹春荣告诉记者。
    不过,谢辉或许还会在游客中发现这位身材瘦小、走路有些缓慢的老人。曹春荣说:“我是以一种回溯历史的心情去看,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想想我们的前辈,甘于清贫、不贪不占。不过,要想获得更深层次的体会,仅仅通过眼前这简陋的办公场所、粗糙的办公用具是无法办到的,所以我愿意把自己感悟到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告诉游客。”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精神是什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为2005年出版的《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所作序言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金融先驱者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不畏困难、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
    细细端详每一件展品,慢慢品味其中的内涵,曹春荣要花上几倍于普通游客的时间驻足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同曹春荣老人一样,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张鉴君也常常会在这里花上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金融系统从业者,张鉴君对苏维埃国家银行有着特殊感情,“我已经不止一次来这里参观了,到这里似乎总能听到这间简陋农舍中传出的算盘的拨打声,铸币机器的轰鸣声;总能闻到苏维埃钞票散发出的油墨芳香。”张鉴君告诉记者。
    参观中,一个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张鉴君——当年置于简陋农舍的国家银行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可以支援革命战争、发展工农生产、并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而擎起苏区经济?
    “民心”,经过几次实地参观并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后,张鉴君终于找到了这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据史料记载,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取得它的地位的。”而在此后,为了帮助国家银行度过困难,赢得抗战的胜利,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市民,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几乎都倾其所有进行支援。
    联系到今天,张鉴君说:“今天,我们的金融事业究竟要怎么发展,首先考虑的是要像当年一样赢得民心。举例来说,现在有一个名词叫金融消费者权益——虽然现在的金融机构大多需要按照市场规则来经营,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不然,我们就会失去民心。”
    很多参观完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游客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一家国家银行依然能够发挥基本的职能,太了不起了。不过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更希望,这种瞬间的感动能化做内心的永久动力。
    作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毛泽民定会为今天央行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末,央行的总资产高达26.9万亿元,折合4.09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不仅远大于美联储同期2.45万亿美元总资产规模,更使其成为世界第一大央行。现在,人们似乎已经无法把这个世界第一大央行与那个缺少资金、租赁农舍办公的国家银行联系起来,它们之间却始终保留着割舍不开的红色金融血缘关系。
    同时,作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发源地,瑞金,这座人口仅为60余万的小城市,金融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1934年3月20日起,国家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元),按照目前市场银元的文物价格计算,相当于现在的90多亿元人民币。如今,虽然这里没有了国家银行的光环,当地金融数据却依然令人不可小觑,一份由当地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末,瑞金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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