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书虽然都是通论性著作,却是各有侧重。陈鸿彬先生的《元宝图录》,以图为主,配以简要说明。该书1982年2月初版,共288页,实副其名,共收古近代银元宝1000种。其中明以前52种,按时代排列,清、民国948种,按省区分类编排。重要元宝,加以放大,并选出精好者作为彩色图版,放在全书前面,达56页。这千种元宝形状各异,大小不同,轻重不一,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书籍印刷精美、色调鲜明、层次清晰,图象逼真,为研究经济史、货币史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张惠信先生的《中国银锭》则以文为主,图文并茂,它1988年正式成书,成书前,部分初稿曾于1986年和1987年在台湾《一银月刊》和《故宫文物月刊》连载,受到读者欢迎。该书共352页,约40万字,分为七章。七章标目如下:( K" e$ K a( Q3 G V& |3 w- [4 Y
——中国历代用银史话
; K. q5 `' W- g# J4 o/ x J9 j ——银锭的铸造与发行- N1 |# I' r0 L( V6 N+ B
——银两的平、色及各省主要周行银锭- S6 [# f1 l9 y
——虚银两及银汇平价
! I6 G5 |/ J) D ——云南方锭与马鞍银锭的探讨; U/ h! _1 T- \3 U# H. h& g
——清代税制与税银9 `( x9 Y! ^. o" y2 W9 L
——银锭的收藏与投资
& w) ]& l/ x# e; [( l# L从标目可以看出,作者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既有钱币学的分析,又有货币史、金融史的研究。书中收录银锭等图片资料800余幅,书籍装帧考究,与《元宝图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堪称白银研究的“姊妹篇”。 : v- f' A' _* V% _
两位先生的著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上当多有独到之处。 ; X( @: f; f1 M
《元宝图录》所收千种,清末民初占了绝大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的选择与编排,颇见陈先生用心。清朝以后,由于用银日益普遍,各地的银锭变化也越来越大,方形,圆形、马蹄形、大翅形,等等,大小、重量、成色极不统一。陈鸿彬先生从铭文入手,按地方分类,一省之下,再按用途排列,兼顾时间、形制、重量,条目清晰,效果很好,各地银锭的形制,一目了然,不仅便于比较研究,就是对铭文内容不清的银锭,也能帮助归类。如有一笏“海防捐局”锭,铭文为“海防捐局、光绪十二年、二月、公济益”。清末各省都有“海防捐”,为海军军费的主要来源,而“公济益”则是一般钱庄、银号常用的字号,要据此找到准确归属,比较困难。但标有地名的“谷城县”、“当阳县”、“蒲圻县”和“江夏县”银锭上,也有“公济益”字样,银锭形制、铭文排列方式完全一样,可知这笏银锭属湖北省,“公济益”为湖北的“官银炉”。又如“四川省”一节,作者依铭文内容分为“各州县税银”、“地丁银”、“捐输税银”、“津贴税银”……二十目,不仅条目清晰,而且总结出两大特点,一是清代各省税银中“唯独四川省税银大多盖有赋税来源和用途戳印”;二是四川银锭“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10两形的圆锞…至于中国普通流行的马蹄形50两元宝则未发现”。这两大特点的归纳,对于钱币学和经济史研究的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仅此两例,可见陈先生此书虽是私家藏品图录,但其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的研究参考价值。
5 O; B) }" ~& c% l 《中国银锭》由于以文为主,涉及内容更为广泛,从前引目录已可见一斑,它上起先秦,下迄1935年币制改革,直至铸造、发行、流通和币制及其与社会、财政的关系等等,内容全面,思路开阔,对读者启发极大。在论述方法上,作者既重视实物研究,又注意史料的收集,在史料方面,既重视正史,又留意于笔记、小说、戏曲,特别是清代史料,还引用了台湾故宫博物院部分清廷档案,这就不仅使文章论证翔实,而且更为不易见到这些档案的大陆学者所宝贵。同时,作者又注意引用了大陆近年发表的新材料,包括《中国钱币》发表的资料,而史料与实物的结合,就成为本书的重要特征。以“清代税制与税银”一章中“科举与捐输”一节为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说明清朝卖官鬻爵的捐班制度,从科举制度、捐班制度、捐班方式、到生员廪给、赏赐、补缺、捐输的收入、应用等等,丰富而又全面,同时,辅以很多银锭、执照、奏折等实物,使读者对捐输银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前述《元宝图录》一书中的“海防捐局”锭,也在引证之中,可知这是清廷为增加收入,增加了海防新班捐,使捐班者用以额外多纳,提前补缺的。另外,关于云南牌坊锭(两书称马鞍银)的论述,也是非常精彩的。云南牌坊锭,形制特殊,过去论白银者,涉及不多,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甚至有看作外国银锭的。树荫堂主人对其倾注了很大的注意,不但明指为云南银锭,而且在《元宝图录》中收录了140余枚,如果连牌坊锭以前的银锭也算在内,总数达258枚之多。排列顺序也大体符合云南银锭的发展过程。张惠信更进一步作了论证,指出此银确为云南所铸,国外发现者多为云南流出。尤其可贵的是,在文献资料受到很大局限的条件下,张先生通过实物的研究,指出早期马鞍银并无公估,并在论述中将云南银锭大体按方锭、公议、公估、官公估排列,这也显示了张惠信先生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目光。笔者获悉,近期将要出版的云南省钱币学会编辑的《中国云南历史货币》一书,利用云南丰富的藏品和翔实的地方史料,对云南牌坊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把它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勾勒得十分清晰。云南银锭研究中的这一成果,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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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部书也有一些尚可商榷之处,比如,陈先生称树荫堂收藏为“海内外公私收藏”“天下第一”,这恐怕是信息了解不够之故。再如张惠信先生说,我国白银的货币功能起源于汉唐,这也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元宝图录》和《中国银锭》两书的出版,是两位先生出于爱国热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为我国钱币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至于某些学术观点,自可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张惠信为《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序)。为此,笔者将两部专著颂为“泉学新篇”,谨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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