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淞沪会战【转】

永古

1937年“8.13”淞沪会战被认为是中国走向全面抗战的标志，在这场时间长达三个月惊天动地的会战中，中日双方动员兵力超过一百万人（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伤亡4万余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伤亡25万余人），蒋介石以最精锐嫡系部队的惨烈战斗牺牲换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坚强不屈抗战精神的敬重，也使得共产党以及各路军阀对蒋介石领导抗战真正产生信任（以往为提防蒋介石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各路军阀更多采取敷衍应付态度）；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彻底粉碎，也将日本拖入战争泥沼。

　　全民抗日，自淞沪会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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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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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的历史决战之中，再也没有一场会战，能像淞沪会战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中日双方所动员的部队总数，最后超过了一百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但是同时，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甚至石块投掷，也有壮烈的人肉炸弹，全都于战场出现。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新闻记者可以一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

这种大会战的规模与型态，恐怕是人类战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若以战争规模、作战时间、战争激烈程度、作战伤亡数目、以及作战使用的手段等综合比较，特别是其造成的整体战略结构影响而言，淞沪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大战”，时间序列第一。而历史性的战略影响，只有斯大林格勒、中途岛海战等著名的战略转折点战役，才能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淞沪会战之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发挥了抗战史上罕见的战略影响——全面落后的中国，竟然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导权，使得居于优势与领先的日本，始终无法摆脱中国的战略主动，最终陷在中国的“持久战”战略消耗之中，进退维谷，而失去战胜中国的机会。更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智慧胆识以及英勇奋战的勇气，重写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自我认同，中国不会亡的信心，正是从这场血战的战场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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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根本没想过他们将面对一场最现代的三军联合立体作战，以及在飞机与八英吋炮弹攻击下的可怖景象——全面落后的中国军队，却出现视死如归的英勇作战精神，当时中国参战的军队有如前清遗留改编的团练，无统一制式装备，无统一完整训练，无统一指挥后勤体系，无统一中心思想，硬是以保家卫国的民族意志，以血肉之躯对抗暴雨倾盆的钢铁炸弹，（估计国军伤亡约在18万人，日军伤亡约为6万人） 而且在各个阵地上反复冲杀，一直支撑了三个月。他们用身体筑成拒敌的唯一长城。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恶化，迅速地扩大成为华北事变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领袖们，都在计划一场历史的大决战。但是，中日两国的军政决策者，在刚开始考虑决战的地点与方式之时，都没有把上海当成中日两军大决战的地点。

事实上，当时中日双方的军政领袖，都已经准备选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华北地区，就地进行军事决战的较量，中日的主力作战部队，开始向河北集结。但是，中国方面的军事领导人，在考虑争取战略主动以控制战略轴线发展的大历史眼光下，断然决定，放弃华北决战，改在华东决战；日本方面则是一直以为可以在华北进行决战，重创中国军力，成功切割华北成为日本的新占领区，面对国军在上海的挑战，日军有着皇军输不起的心理，所以被动地放弃了华北决战的计划而转往上海。于是中日之间的战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原先预期的华北决战没有打热，反而是由上海的一个小型的冲突事件，迅速扩大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会战，从此中日战争的战略发展，也转为由中国方面主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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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的大历史背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日本走向战略“泥沼”

日本的如意算盘：蚕食中国，提防苏联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中日两军的意外磨擦（所有证据都指出，事变绝非预谋，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的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由于并未发生死伤，照当时的局势而言，事情可大可小。至少在中国方面，当时河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他没有立即销假回北平掌握大局，而是遥控局势，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中央正在与延安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的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影响，财政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打仗就是要花大钱）。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指示海外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虽然日本政府与军部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整编与联合抗日的局势发展，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却末决定要对中国的局势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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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既然卢沟桥现场没有什么重大冲突，中日两国最高军政系统又没有事前摊牌的规划，整个事情是可以慢慢谈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要对中国的华北重镇北平与天津，进行一个扩大的控制拓展。至少要能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并入冀东自治区，若是能够进一步吃下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更是上策。

因此日本海外的驻军将校，以及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眼见日本政府与军部缺乏借机扩大的作为，于是开始串联扩大声势，其中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最为积极，不但主动将部队推送到长城与鸭绿江边，进行入侵作战演习，同时派遣军官赶回东京进行串联游说，特别是要求香月中将上任之后不能就地和平解决，一定要扩大事端，日本的支持军队已经在边界就地等命令，随时可以配合驻屯军进攻永定河东岸，控制平津。

果然施政无方的日本政府，无法提振大萧条下的经济，所以民意支持度低，在日本军方串联的压力下，又觉得多年以来，日本在华北的发展并不顺利；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共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团结抗日的共识已经建立，加上日本军方狂人陆相杉山元向日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轻易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军方的决定，利用卢沟桥的意外事端，打击中国，以获得民意的支持，扩大日本的利益。

经过日本军政领导人最后定调的日军立场是，日军利用这次卢沟桥事变扩大争端，最少要拿下平津这两个历史名城，若是中国方面真的不肯退让，那么日军决定要在河北中部，以大会战方式歼灭中国主力军团，以达到“严惩暴支”，完成切割中国华北的另外一场历史进展，日本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统帅，统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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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时并未想到要在上海，或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国军政经济财税重心，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因为日本只想切割蚕食中国，若同时在上海开战，将会牵连日本与国际强权的重大经贸利益，当时的日本还不想引起国际众怒而完全孤立。何况日本更为担心苏联的动作，若在上海开战，日军兵力向华东分散，恐怕难以兼顾苏联在北方的行动。

当时的日本，已是世界级的军事强权，有着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动员参战的体制，日本所缺的只是战略原料供应而已。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策略上，所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不是一举鲸吞，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手，不会一次伸得太长，以免贪多吃不下，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反而给苏联有可乘之机，同时又有遭到国际社会反弹的后遗症。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是吃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侵略，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华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面对日军侵略，防守不住，又遭到损兵折将之后，中国只有默认日军控制的战局，有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长城之战之后的热河，都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不过也守不住，只有让日本硬占中国的领土，中国除了外交抗议之外也无可奈何。当然日本知道，国际社会虽然不愿日本独自吃掉太多的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绥靖主义迷漫，国际强权还不至于为局部的中国战役，而与日本决裂。日本可以放心侵略中国的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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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内有分裂，外有强邻之下的牺牲战略

而当时国际强权之中，恰恰是日本最担心的苏联，希望中日之间扩大冲突，爆发全面战争，因为只有中日陷入历史大战之中，苏联才能轻易的获得中日相争的历史机会，以最低的代价，争取到远东的最大战略利益。

蒋介石当然非常懂得苏联的利益观点，但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局势而言，中国自立还需要时间，国际社会其它国家自顾不暇，不会有人为中国得罪日本，蒋介石除了采取“联苏、容共、抗日”的战略之外，中国已经没有别的策略可以选择。这就是假如魔鬼可以救中国，中国都必需与魔鬼合作的历史悲剧时刻。（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内蒙，苏联侵略中国外蒙与遥控新疆）

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而言，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中国领导抗日作战的共主，还不是拥有完全领导权的国家领袖，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扩充巩固对日作战的实力——比如，准备六十个德式装备师，同时建立一支可以抵抗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中国空军，以及在全国战略要地，修建军事防线与要塞。同时整合更多的诸侯部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交通、电讯以及后勤兵工厂，这样中国才能勉强有实力与日本较量，蒋介石希望最快能在一九三九年初步完成这个战略布局，但是最好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调整提高整个战略的实力。

但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共识是，蒋介石不能再对日本任何的侵略行为退让，也就是说，抗日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

平津不能再失，维持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是中国与日本交涉最低也是唯一的底线。既然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战时刻，就要从全局与历史而非局部与片面的观点来考虑中日之间的历史总决战，蒋介石原已先将西北军北调，支持宋哲元强硬周旋，另外一方面也在规划调派大军一百个师北上，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节制华北各军作战，必要时在河北中部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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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很快就被国军中的年轻将领如陈诚、张治中等人，加上智多星白崇禧、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所说服，他们都指出河北决战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河北决战取得胜利，那么日军一路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势必可以轻易渡过黄河，进入中原，然后就可以进窥武汉，切断中国西撤的战略通路，将中国由北而南，切开两半。

当时中国自从明清两朝以来，包括民国初年的一点工业化基础，以及所有的资源与军力重心，都在京广路以东；而在规划中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当时连军阀割据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基本上，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几省，都还是保持独立的军政系统，对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很有保留，比如发生卢沟桥事变之时，中央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在四川与三个差点相互开火的派系领袖进行军队整编的谈判，而接到中央召开抗日共识会议的通知时，云南的龙云还有所保留地私下通知李宗仁、刘湘等人，不要轻易相信蒋介石的决心抗战。所以中国在西南大后方，根本没有储备任何的战力，假如日军一旦从北而南地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进行持久战的战略纵深，根本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了。

所以，中国要想执行持久抗战的战略，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战略主动，改变战略发展轴线，蒋介石知道，只有在首战就拿出上海、南京这片中国的军政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精华区，才能诱使日军陷入由中国所主导的战略运作。这也意味着蒋介石要在首战就要面临：首都面对战火，经济中心遭到摧毁，以及中央军将要失去地盘——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至少分成中央军、红军、粤军、桂军、晋军、川军（三个派系）、滇军、黔军、湘军、东北军、西北军（五个派系），所有派系的最终利益都靠军力维持，而军力是靠地盘的粮饷与兵源支持，任何势力若是失去地盘，就将寄人篱下，一无所有，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军。但是，从战略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中，保持不输的奋战机会，只有牺牲上海这个城市，主动挑战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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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略远见，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痛苦决定，纵使付出最高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立刻转换首战的决战地点，由华北转换成华东，以上海、南京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跟着中国转换战略决战地点。之后，设法以长江做为中国战略纵深轴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中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大西南地区。

从政略而言，蒋介石也很清楚的知道，中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已经出现四分五裂的发展趋势，外国帝国主义又介入挑拨，中国内战多年，不但国家元气大伤，而且各个派系与割据诸侯彼此之间结下“深仇大恨”，所谓团结抗日，曾经也被怀疑为消灭异己的斗争工具之一，所以要想取信于各路诸侯，要想取信于全体人民，这次的抗战是全民一致的民族战争，身为中央军的领导人，就必需拿出证明，先将自己的部队与自己的地盘，不计牺牲与代价的投入这场全民抗日战争之中。才能表明，中央以行动证明抗日到底的决心。各路诸侯才会义无反顾的齐心投入抗战。

既然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那么就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环境与名正言顺的借口，这时候，日本海军送上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