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淞沪会战【转】

永古

日军当时并未想到要在上海，或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国军政经济财税重心，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因为日本只想切割蚕食中国，若同时在上海开战，将会牵连日本与国际强权的重大经贸利益，当时的日本还不想引起国际众怒而完全孤立。何况日本更为担心苏联的动作，若在上海开战，日军兵力向华东分散，恐怕难以兼顾苏联在北方的行动。

当时的日本，已是世界级的军事强权，有着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动员参战的体制，日本所缺的只是战略原料供应而已。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策略上，所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不是一举鲸吞，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手，不会一次伸得太长，以免贪多吃不下，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反而给苏联有可乘之机，同时又有遭到国际社会反弹的后遗症。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是吃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侵略，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华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面对日军侵略，防守不住，又遭到损兵折将之后，中国只有默认日军控制的战局，有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长城之战之后的热河，都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不过也守不住，只有让日本硬占中国的领土，中国除了外交抗议之外也无可奈何。当然日本知道，国际社会虽然不愿日本独自吃掉太多的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绥靖主义迷漫，国际强权还不至于为局部的中国战役，而与日本决裂。日本可以放心侵略中国的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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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既然卢沟桥现场没有什么重大冲突，中日两国最高军政系统又没有事前摊牌的规划，整个事情是可以慢慢谈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要对中国的华北重镇北平与天津，进行一个扩大的控制拓展。至少要能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并入冀东自治区，若是能够进一步吃下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更是上策。

因此日本海外的驻军将校，以及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眼见日本政府与军部缺乏借机扩大的作为，于是开始串联扩大声势，其中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最为积极，不但主动将部队推送到长城与鸭绿江边，进行入侵作战演习，同时派遣军官赶回东京进行串联游说，特别是要求香月中将上任之后不能就地和平解决，一定要扩大事端，日本的支持军队已经在边界就地等命令，随时可以配合驻屯军进攻永定河东岸，控制平津。

果然施政无方的日本政府，无法提振大萧条下的经济，所以民意支持度低，在日本军方串联的压力下，又觉得多年以来，日本在华北的发展并不顺利；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共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团结抗日的共识已经建立，加上日本军方狂人陆相杉山元向日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轻易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军方的决定，利用卢沟桥的意外事端，打击中国，以获得民意的支持，扩大日本的利益。

经过日本军政领导人最后定调的日军立场是，日军利用这次卢沟桥事变扩大争端，最少要拿下平津这两个历史名城，若是中国方面真的不肯退让，那么日军决定要在河北中部，以大会战方式歼灭中国主力军团，以达到“严惩暴支”，完成切割中国华北的另外一场历史进展，日本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统帅，统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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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的大历史背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日本走向战略“泥沼”

日本的如意算盘：蚕食中国，提防苏联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中日两军的意外磨擦（所有证据都指出，事变绝非预谋，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的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由于并未发生死伤，照当时的局势而言，事情可大可小。至少在中国方面，当时河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他没有立即销假回北平掌握大局，而是遥控局势，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中央正在与延安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的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影响，财政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打仗就是要花大钱）。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指示海外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虽然日本政府与军部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整编与联合抗日的局势发展，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却末决定要对中国的局势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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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根本没想过他们将面对一场最现代的三军联合立体作战，以及在飞机与八英吋炮弹攻击下的可怖景象——全面落后的中国军队，却出现视死如归的英勇作战精神，当时中国参战的军队有如前清遗留改编的团练，无统一制式装备，无统一完整训练，无统一指挥后勤体系，无统一中心思想，硬是以保家卫国的民族意志，以血肉之躯对抗暴雨倾盆的钢铁炸弹，（估计国军伤亡约在18万人，日军伤亡约为6万人） 而且在各个阵地上反复冲杀，一直支撑了三个月。他们用身体筑成拒敌的唯一长城。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恶化，迅速地扩大成为华北事变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领袖们，都在计划一场历史的大决战。但是，中日两国的军政决策者，在刚开始考虑决战的地点与方式之时，都没有把上海当成中日两军大决战的地点。

事实上，当时中日双方的军政领袖，都已经准备选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华北地区，就地进行军事决战的较量，中日的主力作战部队，开始向河北集结。但是，中国方面的军事领导人，在考虑争取战略主动以控制战略轴线发展的大历史眼光下，断然决定，放弃华北决战，改在华东决战；日本方面则是一直以为可以在华北进行决战，重创中国军力，成功切割华北成为日本的新占领区，面对国军在上海的挑战，日军有着皇军输不起的心理，所以被动地放弃了华北决战的计划而转往上海。于是中日之间的战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原先预期的华北决战没有打热，反而是由上海的一个小型的冲突事件，迅速扩大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会战，从此中日战争的战略发展，也转为由中国方面主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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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的历史决战之中，再也没有一场会战，能像淞沪会战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中日双方所动员的部队总数，最后超过了一百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但是同时，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甚至石块投掷，也有壮烈的人肉炸弹，全都于战场出现。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新闻记者可以一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

这种大会战的规模与型态，恐怕是人类战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若以战争规模、作战时间、战争激烈程度、作战伤亡数目、以及作战使用的手段等综合比较，特别是其造成的整体战略结构影响而言，淞沪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大战”，时间序列第一。而历史性的战略影响，只有斯大林格勒、中途岛海战等著名的战略转折点战役，才能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淞沪会战之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发挥了抗战史上罕见的战略影响——全面落后的中国，竟然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导权，使得居于优势与领先的日本，始终无法摆脱中国的战略主动，最终陷在中国的“持久战”战略消耗之中，进退维谷，而失去战胜中国的机会。更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智慧胆识以及英勇奋战的勇气，重写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自我认同，中国不会亡的信心，正是从这场血战的战场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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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