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币》第一期 --中国泉币学社编著

永古

《泉币》杂志从一九四0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停刊，共出三十二期。

《泉币》书刊内含众多的考证文章、当时的参考价格、参与人员的见闻趣事，当为民国古泉钱币的史实资料。

纪念和崇扬爱好泉币的先贤前辈！

中国泉币学社是继中国泉币学会于一九四0年五月创立，在艰难的敌伪时期，以收藏而寄托精神苦闷，如罗沐园（罗伯昭）在《泉币》三十二期《胜利号献辞》中所写：七七事变后，我国苦战者八年有奇，迄本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投降，十五日停战，胜利终属于我。原以我等身居非地，骨鲠在喉，聊事雕虫，借消积磊。在《泉币》创刊号上，发表张迥伯写的《本志发刊词》，指出数期而半途而废，“惧覆辙而前蹈，恐有始而无终”，他们一方面妥筹基金，无虑经费竭，一方面遍征资料充实杂志内容，通力合作，对文章则要求“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不尚空谈。”主张“要在详察实物，参证史志，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和利弊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第。”又说晚近研究钱币学者，或具有科学知识，苦于未睹实物真品，或富有实在经验，苦于未受科学洗礼，因此要融海内泉家学者于一炉，收相得益彰之效。在发掘运用材料上，反对辗转传抄，沿伪踵谬，甚至变本加厉，益涉荒唐。主张要在详察实物，参证史志，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和利弊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又说晚近研究钱币学者，或具有科学知识，苦于未睹实物真品，或富有实地经验，苦于未受科学洗礼，因此要融海内泉家学者于一炉，收相得益彰之效。在发掘运用材料上，反对辗转传抄，沿伪踵谬甚至变本加厉，益涉荒唐。主张欲求新知创解，真确资料，应于各省书志，私家笔记，各家丛书，旧时档案中求之。反对讥剌攻讦，意气用事，旁敲侧击，离于本题，作无谓之争论，失学者风度，本志无取焉。他们所主张的和反对的，直到今天也是我们办杂志的人们所需要深思和借鉴的。

《泉币》的内容也分门别类，自有不少可取之处。《考据门》和《撰述门》有许多卓有创见的专著，如第一期就有张迥伯的〈〈货币释名〉〉，鲍鼎的〈〈鱼币之我见〉〉，罗伯昭的〈所谓来监五铢之疑问〉，郑家相的〈〈明刀之研究〉〉，〈〈上古货币推究〉〉等，都有很大学术参考价值。在鉴别上，〈〈泉币〉〉以严肃的态度分别〈出品门〉和〈鉴别门〉，前者列入确认为真品的货币，如张叔驯的〈虞金化，济阴传形几十种名品的〈出品门〉中作了介绍，而尚待考证的则列入〈鉴别门〉，真赝严格区分，不使混同。〈什著门〉多属序，跋，史，传和年谱，摘抄之类，如丁福保的〈历代钱谱序言〉，王荫嘉的〈寿泉集拓自序〉，罗沐园的〈刘嘉灵传〉等都刊载于此栏目。为读者提供不少知识和史料。〈通讯门〉涉及范围较广，读之引人入胜。

泉币社活动及讨论〈泉币〉杂志事宜，多在罗伯昭家进行。〈泉币〉第三期〈通讯门〉发表了郑家相写的一条〈泉友谈话会消息〉云：“本社同人发起之泉友谈话会，自八月三十一日起，每星期六午后开会于副会长罗君住宅，已历十四周，每次到会者十人，会式为自由谈话，或传观出品，或讨论刊物，或研究泉学，或交易泉币。每次由罗君躬自招待，茶点精洁，同人兴致之浓，无以复加。
他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共出版杂志三十二期，共召开一百七十次例会，都在罗伯昭家举行。罗伯昭在《胜利号献辞》中说：此后基础已，而人生聚散无常，发扬而光大之，是所望于诸贤者也。文后编者附言：“此年物价高涨，本刊经费筹措，最为难事。如三十一期本预计为十万元，殊不料人文赖账，竟达三十九万元。罗沐园君有鉴于此，特商葆庭共垫六十万元（罗四十万，戴二十万）预付人文，胜利号得以出版，皆二君之力也。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泉币》经费难以为继，就应验罗伯昭的伤感之言：人生聚散无常，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大齐通宝考〉〉和〈〈临安府贰佰文省释疑〉〉
罗伯昭是钱币界“研究型”收藏家，仅在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出版〈〈泉币〉〉杂志三十二期中，他先后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一百零一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他治学严谨，言必有据，言简意赅，不绕圈子，虽寥寥百言，也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罗伯昭文章分两类，一类是考证，另一类是鉴赏。在考证文章中如《大齐通宝考》和〈〈临安府贰佰文省释疑〉〉〈〈建国通宝考〉〉都是广征博引，阐幽发微，掷地有声之作。

钱谱著录大齐通宝，最早出现在戴熙的〈〈古泉丛话〉〉，据云：“酒人贻其先君古泉百许，中有齐泉二，破大齐其一也。”这品钱一出，轰动京城，藏泉家及学人定之为农民起义领袖黄铸。后戴熙与太平作战，“殉难于杭州，遗泉不知何所矣。”此后，古泉学勃兴，搜索奇泉，不遗余力。张叔驯获得大齐一枚，因自号齐斋。罗伯昭在〈〈大齐通宝考〉〉中描述：厥泉完整，阔缘薄口，背似夷而有四小孔，文字则与戴文节公藏者同范，通宝二字隶书。关于此大齐来历，是戴葆庭得之于江西某村。戴葆庭搜集奇钱，常走村串巷。一次他来到江西某村，村童踢键子为戏，毽子恰好落在戴葆庭头上，他捡起一看，毽上有小钱一枚，视之赫然大齐也，遂购下，后辗转到张叔驯手中。这个故事使罗伯昭大为感动，他不无感慨地说：“噫，物之显晦固有时也耶？亦视乎人之好求，张君自幼癖泉，闻名中外，得享此泉，宜哉。对前人把此钱定为黄巢所铸，罗氏在该文中提出质疑：“考大齐制作，酷似十国时物。南唐有大唐，蜀有大蜀，岭南友人拓其大越通宝，据云，是南汉刘龚初铸。五代时以国名钱者，有汉元，周元，宋太祖以宋元名钱，固一时之风气使然，无足怪也。罗氏引用《资治通鉴》：“正月，吴徐知诰建齐国于金陵。”此事，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均有记载。徐知诰乃吴丞相温之养子，温事吴王杨行密有功，温死，知诰继其位为中书令，后封齐王。后三年，知诰乃篡吴位，立国称帝，国号大齐，改元，罗氏断定大齐通宝，必铸此时。

罗氏又云：“五代十国，群雄纷起，王纲未振，各自铸钱，或仍因唐制铸开元乾元，或自以为号年号铸钱，如后蜀先铸大蜀，后铸广政，南汉先铸大越，后铸乾亨，齐初立国，先铸大齐，殆无疑义也。徐知诰后唐沦亡，窃窥唐室，乃复姓李氏，改国号大唐，号召人心，事见《十国春秋》，其铸大唐通宝，当在大齐之后，改国大唐时也。

罗伯昭为大齐断代论文一出，引起各方面注意，一九四一年，流居香港的叶恭绰读了罗氏之文，由于记忆不当，错为丁福保所作，于是就给丁氏写了一封信，该主在一九三一年《泉币》第五期刊出，叶氏信中云：“尊论以此钱为徐知所铸，确当不易，戴（熙）论疏矣。”此时，叶恭绰在香港也得一枚大齐并有感而发，作绝句二首：
梦冷人间造孽钱，奇珍突降画从天。
贫儿压岁堪孽富，尢物摩挲九百年。
浙戴空传破大齐，黄巢制作语无稽。
天成广政应相似，他日相逢试品题。

郑家相在该信后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中有言：“若完整之大齐，未见真品。方劬园于五年前得一品，虽完整而不真，予所藏亦完整而不惬心，盖近年好事者伪作甚多，大都出自北平厂肆，或翻铸，流入各地者累累。今以叶先生之鉴别，其所新得之大齐，当不属此类。如果完整而真确，诚为绝无仅有之品。

叶恭绰读了郑家相的编者按心中不快，遂致信丁福保，《泉币》又将此信发表，其中有句云：“至大齐一品，某君言外似有不信之意，弟不愿出以示众，致邻争辩。弟昔年早得一品，乃翻铸品，从不示人，平生最恶标榜，且藏泉有限，亦绝无与任何人争胜之心，殊不愿人人轻于忖度也。

叶恭绰所得大齐是不是真品，当时不了了之，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三枚大齐出现。

临安府贰佰文者是临安府手用铜牌，为长方形，一端有洞眼，一面的文字为临安府行用，一面文字为准贰佰文省，常见的有三种，贰佰文，叁佰文，伍佰文，罗氏认为所见壹佰文或一百文者，均伪作，不可信。

《建国通宝钱考》一文，更见罗氏考据与推理的功力之深。考据首要是言之有据，但无大胆想象，则考据必走进死胡同。建国通宝钱谱上未见，历史上也没有建国年号，对鉴别建国通宝的真伪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如果一旦发现这枚钱是真品，那将是一个大发现，用现在的时髦语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此钱本名绰号叫小江北的房良收自外埠，因为太离奇，竟被疑为建炎改刻者。如此，钱又流入天津。罗氏看到拓片，文字精神，叹为未有。此时杨成其北行，将此钱追回罗伯昭。他审视再三，果非赝作。铜色金黄，膛底松花绿锈，面带黑斑，权之得三公分六厘，版式狭穿大字，宝含圆贝，四字平整，一气呵成。遍查建炎程式图式，建通宝三字，决无此书体，焉能以炎改国。此钱轮廓风气，酷肖政和宣和，亦逼近敕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试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径庭也。文章写到这，笔锋一转，把罗氏的水平，才气及鉴别中的悟性则表现出来，他写道然而北宋却无建国纪元，寻悟建国之义，岂取建中靖国首尾二字，以铭钱耶。学问光有大胆推断和想象还不行，必须言之有据，罗氏又分析：“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以首二字铭钱，曰太平通宝，兴国二字弃之。迨至大中祥符年间，则取尾二字铭钱，曰祥符元宝，大中二字弃之。徽宗嗣位，改元建中靖国，照例应以建中或靖国二字铭钱，然而唐有建中在前。意者，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义，取首尾二字，一度铸钱，理或然欤。

罗的文中引用《宋史食货志》一段文字：“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轻重稍均，即听兼铸。”“余以为此钱，即陕西炉铜铁兼铸之时所出。”罗氏以元祜背陕钱较之，同为狭穿大字。轮廓大小及铜色，相近。其文字风度，近乎圣宋宣和，这样就判定了建国通宝铸造的地点和时代，徽宗既铸圣宋，何逞铸建国乎，经过这样一番研究，罗氏结论曰：“建国钱乃建中靖国改元试铸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圣宋欤。”最后设想：“余按北宋钱自天圣以降，率真篆成对，今篆书建国已发现，真书建国亦或有之。

罗氏文章一出，郑家相在此文按语中即说：“真书建国，予昔有之。民国七，八年间，陈信高为收于江北者。制作精好，文字平正，却无伪作痕迹，唯因其过于离奇，漠然置之。二十七年，南京失陷，予所藏大半散失，此钱在其中。

负责《泉币》较对的王荫嘉，曾经撰文，不同意罗伯昭看法，罗氏三篇文章刊出后，王氏撰有《沐园创获贰即贰之铁证》一文，其中叙述他和罗伯昭讨论的过程，最后写越数日，伯昭果然欣然告曰，得佐证矣。出一书以视，则庆元本《史记，晋世家后记》曰，史壹万贰佰贰拾壹字。一行中壹贰之分，照然若日月之揭。同好传观，相与画节。余亟请其书以制版，表余往日之过。于是元明人所置若罔睹者，乾嘉以来名儒硕所渴求莫得者，天下同志之所彷徨岐路无从者，一旦乃大白于世，夙积疑团，涣焉冰释，不亦快哉。
拓谱留真：《沐园四十泉拓》
罗伯昭四十岁生日，编纂《沐园四十泉拓》以作纪念。

郑家相在该拓本题辞中写道：“莽泉四十曰壮，人年四二亦曰壮，今君四十正壮年，选泉四十亦壮泉，记其泉，所以纪其年，莽泉五十曰大，祝君五十藏大富，无与伦比。

郑家相这一题辞道出了罗伯昭《沐园四十泉拓》的宗旨之所在。一九四一年，罗氏在四十岁得王莽壮泉四十，选自藏四十珍品集拓成册，以作四十生日之庆，集中四十品为：西周圜钱，大泉五十背文千万，丰货，凉造新泉，汉兴，景和，六铢，天成元宝，鎏金天策府宝，封大钱背天，保大元宝背天，永平元宝，铅大开元背闽，开地重宝，太元重宝，天赞通宝背仰月，雍熙通宝，铁应运通宝，折十祥符元宝铁母，折二天圣元宝，熙宁通宝铁母，元丰重宝试铸铁母，施背绍圣通宝铁母，绍圣通宝，咸丰宝河当五十周毋钱，这些钱币为一时之上选，其中之六铢，施背绍圣通宝铁母，靖康通宝缘书折二等品，并世无二。罗伯昭在《沐园四十泉拓自题》中有诗并序：
莽泉以四十名壮，余年四十不负而嗜小道，夫岂壮哉？朋辈有请以泉拓为纪念者，漫应之，然益增无聊而已，庚辰冬十一月伯昭志。
自比方张我不知，年经不惑惑逾初。
赏珍未免居奇货，鉴古难将尽信书。
愿与时贤述李翁（李竹朋之《古泉汇》，翁宜泉之《古泉汇考》，为我国泉学巨著），万方多难我何从。历朝几许兴亡恨，都付不言重睹中。

有的钱拓后有诗，并有考证，或记其得钱之经过,兹举二例，题《铁淳熙元宝背治》诗云：既入宝山手不空，铁钱显晦与人同，古欢斋说同千古，冶背于今信有踪。又记云：古欢斋《说钱一得》蜀中为铁钱汇萃之区，南北宋之钱无虑四五百种，其显晦兴废之迹，则因人以表见。又言龚怀西太史待其尊人仰遽肆力收之。铁钱之贾于是大涨，至有一枚索值二三十金者。又言此次所出崇宁元宝冶字等钱，宣和，绍兴，开禧极小各种为前谱所不载，余按饶季英先生说，铁钱最精，先是余获其手稿已刊之《古泉学》，嗣又获其定本于其家，凡六卷名《说泉一得》有序文，拟付梓以彰先贤苦心。

题《汉兴》诗云：一品相求不与君，万金南下买泉勤，间穿拟谱华阳志，写上眉痕左右文。又记云：古泉丛话燕庭将之官汀州，借钱数十万，购辇而南，邀余同观，因见此泉及壮布，宝庆，康定等，其余常泉盖有数千，当赠我一二枚。燕庭曰他不知已者见索，虽数千不吝也，若阁下则一泉不与。盖恐予攫其汉兴也，间有作左右文者。闻者托周元辩观察罗致数枚，皆八分书，数百年疑窦，一旦豁然。

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进行一系列货币改革，制造新钱。王莽所制钱币国宝金匮直万是极为珍贵货币。其它六泉，十布制作也非常精良。六泉为小泉值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六泉中除小泉值一，大泉五十较为常见外，其余为珍稀钱币，特别是壮泉四十，因为稀少，常为藏家追逐对象。罗氏年四十岁时，得一枚壮泉四十，所以很开心，遂出《沐园四十泉拓》，拓片赋诗，以表欣喜之情。

以罗伯昭为核心的海上钱币收藏者，是中国钱币学社的基本成员，彼此都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风度，相互尊重，每有新品，大家同东，每有创见，也共同研讨，也都言有固然，争之成理。这从戴葆庭的《珍泉集拓》中可见一斑。

戴葆庭（1895-1976），字足斋，浙江绍兴人。毕生致力于钱币收藏与研究，曾协助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历史古泉图说》等，他所收藏的珍贵钱币，解放后捐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其中太平天国“平靖胜宝当千”等一百九十九枚，极为珍贵，这一举动，受到中央文化部的嘉奖，编有《寿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和《珍泉集拓》。

珍泉集拓》计搜集泉拓一百四十八帧，是他历时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古钱名品。其中有的至今仍是孤品，有的则已流落异国，海内仅存一纸拓本，这些钱多数由他亲自发现和集藏，部分则是程云岑，方药雨，张叔驯，罗伯昭等收藏家的名品拓本。

《珍泉集拓》珍贵之处不只是名钱拓本，更为有意义的是集有藏泉界诸多的题跋。其中有张迥伯，秦子伟，宣古愚，缪继珊，张果园，方雨楼，鲍鼎，沈子槎，王贵忱，郭若愚，戴葆庭，罗伯昭，宋寄，蒋伯，郑家相，赵权之，马定详，李荫轩，孙鼎，彭信威，王建训，丁福保，骆泽民等人。题记所及，或注明出典，或断其代。或记流传之序，论共真伪，墨笔朱印，是前辈学者论钱议泉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最早的是题大齐通宝，题大泉五十，均成于一九三六年。最晚的是题应运应感钱，成于一九六六年，先后历时三十年之久。

从这些题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泉学的孜孜追求，坦诚相见，严肃认真的学术风尚。张迥伯在一九四一年的两篇题记中写道：“人情大抵好庾而恶毁，鉴泉不得尚义气，亦不可尚客气，孔子益者三友，吾主直。”“葆庭嘱题此册，余与之约，评判真赝，直言无讳，幸勿见怪，葆庭点首称善。”于此，书中有几处引人入胜的记录。如张迥伯初读此册，对圜钱渝阳有疑，当即直书：“上列圜钱，文似河阳二字，篆文恶劣，望而知为赝造，徒为本册之累，宜在删除之列。”时过五载，张迥伯在张叔驯处目验此品，毅然更改旧见，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补记，曰：是钱家相释为洮阳，颇惬心意，而泉亦无可訾议，次面之评甚妄，自应更正。如此还不作罢，又在原题上加注眉注：“洮阳钱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反之，对阜昌通宝大钱，张迥伯指出为仿造，戴葆庭信服，在一九六三年春的补记中写道：“此品阜昌，张君所说，有先见之明，近年予再行审视，是泉实为后人仿大泰和之戏作。”《珍泉集拓》出版时，由葆庭之子志强作跋，详述此册收藏及题跋情况。

张迥伯（1885-1969），名晋，浙江宁波人。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曾任明华银行总行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业余致力于古钱的收藏与研究。著作有《何谓泉货学》，《货币释名》，《新莽货币志》，《后素楼清钱谈》，《两朱泉考》，《小五铢泉考》。解放后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题记中，郑家相还介绍篆书崇庆元宝和真书至宁元宝的鉴定：“篆书崇庆元宝钱，昔为王朴全君得诸辽东，旋抵于大方（时称方地山为大方）。民（国）七（年）大方尝携至沪，而沪上诸家皆疑为伪，未加注意。民（国）九（年）余客居津门时与大方过从，尝见此钱，肉间细翠，精美绝伦，叹为瑰宝。即问之曰老方（时称方药雨氏为老方），岂未之见耶。大方愀然曰彼亦疑之耳。余曰有是藏，愿以三百金易一可疑之品如何？大方慨然可。但押期未满，子耳待之，至迥伯得至宁元宝钱而归，老方乃想及大方之崇庆，遂以三百金及异书大观钱易焉。噫，昔李鲍诸氏之疑至宁，犹近南北诸家之疑崇庆也。今日至宁证崇庆之不伪，亦由崇庆而证至宁之不伪，二钱因证方显，后世亦幸矣哉。

郑家相（1888-1962）,浙江省人，自幼受其父影响，对泉币颇有兴趣。一九一六年在宁波中学任教认识张迥伯，从此兴趣更浓，成为钱币学家。一九二四年，他在南京得到古遗址出土大量南朝的钱币泥范，并描写了《梁五铢土范考》，自号梁范馆主。他编选的《泉拓》六册十六卷，包括周秦至清代及外国的钱范，影响很大。他泉币类著作还有《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瘗钱考》，《中国古代货币冶铸考》，《历代冶炼法考》，《明刀之研究》《古代贝币》《古钱伪造及鉴别》。他生前，将所藏的古钱及其他藏品陆续捐给有关博物馆。一九六二年，郑家相去世后，其夫人吴秀卿承先夫遗愿，将其生前收藏文物＊＊百余件，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当今，世界上藏泉家蜂拥而起，罗伯昭及钱币收藏者群的收藏精神及友谊古风已不存了，笔者不能不在此一呼：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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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钱币学家的治学精神是我们学习榜样。
上星期我在南浔張叔驯舊居的陳列室中亦見到了前輩们对古钱的研究和追求事迹，深为感动，在座谈中区政府领导表示全力支持和宏揚货币文化，張叔驯先生舊居是全国重奌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打祘与文物単位胁调后，在張叔驯舊居中继续开展钱币研究活动，举办钱币展览和钱币刊物的续编，將《泉币》从三十三期开始，继续编輯钱币研究文章。会上我当即表示感谢南浔区政府领导对中国钱币的关心，愿意收罗張叔驯古钱原物，提供長期展览，在年内把钱展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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