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铸钱上限议 【内蒙 乔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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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铸钱上限议 【内蒙 乔晓金】

　　契丹属于东胡族系，很早就游牧在潢水(西拉木伦河)及土河(老哈河)一带。公元九○七年，阿保机被推为八部大人，继于九一六年称帝。国号辽，建元神册。辽代由阿保机建国始，到天祚帝亡国止，共历九帝，二百零五年。占有半个中国，长期与赵宋、西夏鼎足而立。辽国地域宽广，境内经济差别较大。边远地区以畜牧为主，保留有奴隶制度残余。华北地区以农耕手工业为主，已进入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已很发达，同时也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货币经济，辽代除通用中国历代钱币以外，自己也铸造了多种钱币。历代研究辽钱的著作较多，最早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董逌即在其所著的《续钱谱》里，收入了辽代的“应历重宝”钱。南宋时的洪遵，在他所著的《泉志》里，不但引用了董逌的“应历重宝”，而且又收入了九种辽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洪志十钱”。清末泉学兴盛，几乎各家谱录都有辽钱零星收入。但由于对辽朝的经济情况失于全面研究，所以对辽钱的争议较大。殆到民初，郑家相先生专著《辽钱考》，熔各家之说为一炉，可谓集辽钱之大成。尤其是把一批非年号钱定为辽代建国以前产品，又可谓把辽钱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由于《郑考》比较简单，这个论点至今未被学界接受。保留意见大致有三:

　　第一种意见是:《辽史·食货志》里载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辽语统军马大官)，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据此则认为撒拉的是阿保机的父亲，那么辽代在“天赞之前必有所铸”①。

　　第二种意见是:《辽史·食货志》里载有“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器”。据此则认为辽钱以太祖时铸的天赞通宝为最古……②。所谓撒拉的“教民鼓铸”大概是“把子孙的功绩加在祖先的名分上去了，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铸造年代比天赞通宝更早的契丹钱币。由此可见，说撒拉的‘教民鼓铸’‘始造钱币’是查无实据的”③。

　　第三种意见是：“天赞通宝周郭平正，不类辽钱制作”。“文字横平竖直，呆滞，了无气韵，与常见辽钱难寻相似之处”④，这样天赞钱也不太可靠，则把辽代铸钱时间又推后了四十余年。

　　以上三种意见，截然不同。各有所据，上下相差一百余年。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难免错误。管窥之见，望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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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从几个辽钱说起

　　1.天赞为阿保机建国以后的第二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天赞是否铸钱，正史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泉书里找到佐证。《洪志》明确记载“右契丹国天赞钱……余按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絫，文曰天赞通宝。”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天赞钱是何形制，因为《洪志》无图，所以不得而知。但应该肯定，确有天赞其钱。绝不应该因为天赞钱的真伪而否定天赞曾经铸钱的史实。

　　2.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天禄通宝的“禄”字极为勉强，如不标明是天禄通宝，很难认出是禄字，……可见是不可靠了⑤。天禄是辽代第三个皇帝耶律阮的年号，共用五年。如果天禄钱不可靠，天赞、天显有问题，会同、大同尚未见有钱，那么辽代的最早的年号钱就成了应历重宝，这样就把辽代铸钱时间比天赞又退后了三十年。查天禄钱同样史无明载，后来问世较迟，清以前各家谱录不载，《古钱大辞典》有图无说。1981年内蒙古巴林右旗羊场公社出土古钱一瓮，重360市斤，内有天禄通宝一枚，形制文字与《古钱大辞典》所载图像稍异，至此可以确认天禄为辽钱无疑。
　　通过以上分析对比，辽代铸钱确定在天赞年是毫无疑问的了。

　　3.通行泉货小平钱。清代李佐贤著《古泉汇》列为无考品，民初方药雨认为是辽钱。王荫嘉则认为是《洪志》所著录的通行泉货(图误为通行泉宝)，日人奥平昌宏则认为“其铜质文字与永通泉货相似，故系之于南唐李璟”⑥。其实奥的理由并不充分，通行泉货为旋读，南唐永通，泉货为对读，其文字书体也绝无相似之处。

　　民国十三年郑家相通考辽钱之后，认为“通行泉货平钱，右旋读面文隶书，背无字……今审其制作文字则浑厚朴茂，文曰泉货，尚不脱六朝遗意，其为契丹未有年号时铸此，以充行用者欤”。这个结论，至今被一些人怀疑⑦。1981年七月初，内蒙林西县三道营子农民李彬，打井时发掘出古钱1551斤，二十余万枚，共七十七种298品。上自秦初，下至辽末，甚至还有西夏钱和海东钱，符合历代古钱可在辽境通用的史实。内有通行泉货一枚，与其它辽钱排比，绝类一家风格。毫无勉强之处，林西县属辽代饶州，距上京临潢府仅百余里，此地出土此钱，应已确证通行泉货属于辽钱无疑。当然这次出土也有南唐的大唐通宝一品和唐国通宝二品⑧，且在历史上也能找到契丹与南唐贸易的记录，但绝不能据此即把通行泉货定为南唐钱，因为它与南唐钱风格迥异，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以上分析正确，则契丹在未立年号之前已开始铸造钱币。

　　4.千秋万岁钱的记录，亦可上溯到宋。董逌的《续钱谱》和李孝美的《历代钱谱》都有著录，两书成于绍圣年间(1095-1098)，相当于辽的寿昌年，接近辽的晚期。这两书虽已失传，但南宋的《洪志》却引录了董、李的著述，确认千秋钱是辽钱。引用李孝美的著述更为具体，说“此钱径三分，文曰千秋万岁，今甚易得，盖常岁北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董、李都是当世人，更何况洪遵全家与辽、金有特殊关系，故此钱属辽确证无疑。而今所见千秋钱种类甚多，又加“千秋万岁”属于颂语，压胜钱内亦不乏此品。唐石父同志主张采取慎重态度，“在今看来，千秋万岁属辽铸者应于径三四分小钱中寻找，大钱恐都未必出于辽铸。大钱中难免压胜钱夹杂其中，使我们无法区分……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留待考古工作者协助解决比较妥当”。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内蒙何林同志，前几年曾在上京遗址，亲自拾得千秋万岁小平钱一枚。为各家谱录所不载，亦不类压胜钱，是否即为辽铸千秋钱，有待识者品定。到底哪种千秋钱确为辽铸，是一个问题，但契丹确有千秋万岁钱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么这又是一枚契丹未立年号以前的铸品。

　　通过以上分析，把契丹铸钱上限提到天赞以前，似乎问题不会太大，这是关于辽钱实物方面的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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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认识辽史的记载

　　辽代初期没有文字，建立政权以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据近人考证，契丹字无论大小都很复杂，即在当时也只能由少数人掌握运用。据沈括谈⑨，辽国禁止图书出境，违者要处以死刑。出版事业采取国家管制，直至清宁末年还禁止私人刊刻书籍，所以辽的书籍流传甚少。后来辽国“亡于女真，五京俱遭兵燹，典籍失散”，给修史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但辽代还是有史可据的。

　　辽朝也有史官，做实录和起居注的撰写工作。后来曾由耶律俨汇总历次实录，人称耶律俨实录。金灭辽前曾由陈大任等两次撰修辽史，称为陈任辽史，所依据的都是耶律俨实录。但因体例问题未解决，故拖延未曾刊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才又由脱脱丞相任总裁，撰修辽、金、宋三史。当时全国各地人民已相继起义，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用十一个月修成现在的《辽史》。仓促成书，疏漏难免，但这次修《辽史》，还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并参照了中国的《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以及各朝史书有关契丹传部分写成，史实也是可靠的。

　　《辽史》和其它史书同病，不甚重视食货部分。有关钱币的记述仅及750余字，相隔六行文字，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想不至于粗疏如此。其实稍加分析，细心读来，《辽史·食货志》本身并不矛盾，只是文字简略一些，使后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笔者认为:

　　1.撒拉的教民鼓铸之说应该理解为专指铸钱，在各种食货志里“鼓铸”二字都是专指铸钱而言。铸钱不一定冶矿，销熔器皿也可以铸钱。这种事情很容易，所以产生得早一些。阿保机的父辈相当于中国的唐末，搞点销熔铜器铸少量的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铸钱富国，以成帝业是顺理成章的事。

　　2.“坑冶则自太祖并室韦始”的说法，则应该理解为冶炼矿石而言。这也是各种食货志里的惯例，凡是采矿冶炼的事，都称之谓坑冶。在此条件下虽然提到“其地产铜、铁、金、银”，但举的例子却都是铁矿，未列举一个铜矿。这就不仅使我们会想到《辽史·食货志》所记的坑冶不但不是指铸钱，而且指的是炼铁。冶铁矿的温度要比冶铜矿高，所以铸铜要早，铸铁要迟，这也是自然的事。

　　3.如果说“坑冶则自太祖并室韦始”的“坑冶”二字包括冶炼铜矿在内，那也不能肯定辽代在天赞之前未曾铸钱。这里我们不妨把阿保机的年表排列一下:
　　唐天复元(901)年阿保机成为军事首长连破室韦；
　　“明年”“明年”又“明年”，讨黑车子室韦，是为904年；
　　“明年”复讨黑车子室韦，是为905年；
　　“明年”痕德堇可汗殂，阿保机当政，是为906年。
　　“元年冬十月”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仍为906年。
　　“二年夏”，讨乌丸、黑车子室韦，是为907年。
　　“三年冬”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是为908年。
　　“四年三月次滦河，略蓟州，冬十月置铁冶”是为909年。
　　又过七年后建元神册，是为916年。
　　又过六年后改元天赞，是为922年。

　　我们不厌其烦的排列阿保机建元之初的年表，使我们可以知道:
　　①阿保机由901年当军事首长，一直和室韦战争不息，相持了六年。
　　②阿保机虽由906年当政，没有建立年号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前三年解决了同室韦的战争，四年春即“破滦河，略蓟州”而后“置铁冶。”这和《食货志》的“征幽蓟，师还……命置铁冶”记载完全吻合，足以证明《食货志》里所指“坑冶”即铁冶无疑。
　　③阿保机906年当政未定年号过了十年，916年始建元神册，又六年，922年又改元天赞。这就是说，天赞之前阿保机已经掌权十六个年头。天赞之前铁可治，又何不能治铜，既可冶铜又何不可铸钱?

　　《辽史·太祖本纪》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即阿保机当政之初，诸兄弟叛复不常。为了征服兄弟叛乱，大军多出，在七年五月时，曾搞到“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这个时候已经“物价十倍”可见用钱已成为普遍现象。辽国当时既然已普遍用钱，又为什么不去铸钱呢?

　　所以天赞年号并非辽代第一个年号，天赞元年更不等于阿保机建元登基第一个年头。天赞元年之前，阿保机掌政已经十六个年头。征室韦也好，置坑冶也好，都是这十六年内的头五年干的事，后十一年竟然不去铸钱?试看中原的许多政权都是在草创时期即开始铸钱，大中、永昌、天命……举不胜举。铸钱建元，这都是建政必须做的事。因为一是可以解决财政问题，二是可以起号召作用，三是可以表明其事业的正规性和独立性。何况阿保机的父辈已有“广土众民”之志！他自己竟会在当政十六年内不懂得铸钱?退一步讲，即使是撒拉的未曾铸钱，天赞之前是必有所铸的。

　　郑家相认为“盖太祖以前，契丹立国虽久，而组织未备，年号未立，故钱制不一，钱文莫定”。“太祖以前，未有年号，无著年号”，这都是恰当的评论。综合各家所说，先有北宋董逌、李孝美亲见并著于书，后有南宋洪遵追记，又经郑家相考证，都认为辽代建元之前有所铸。我们相隔千年以后，又何道理怀疑当时人所亲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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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辽钱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辽代属于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体上与五代北宋相始终，可以说是跑步进入封建社会的。虽然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但其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其特点是跳跃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点贯穿于整个辽代的典章文物之中。辽钱亦应同样具有这种特点，绝不应以其它朝代常例推论。如契丹文字总的说是受汉字影响制定的，大字是以汉字笔画增损而成，但小字却改变为以回鹘文字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前后仅只数年，相差竟然如此之大。所以辽钱的制作形体书法早期后期不会一致，继承性不一定明显。

　　2.《辽史》的产生过程如前所谈，是一种特殊过程。虽然基本可信，但疏漏牴牾较多。必须结合辽代的特殊性，全面分析而后结论。绝不应死扣片言只字，那样就会犯钻牛角的错误。除了如前所述“鼓铸”“坑冶”的例子外，还有人引用胡峤《陷北记》语，“上京西楼有邑室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因为胡峤留居契丹七年，人们就认为他的记述属于耳闻目睹。经查胡峤陷北在947年至953年之间，相当于世宗和穆宗时代，此时确已铸了天禄通宝和应历通宝。胡峤还记述“……三面皆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有人认为《辽史》“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之说即本出胡峤《陷北记》⑩，还有人认为室韦指地名，并非民族，可见胡峤记述不实，《辽史》自亦不免错讹。

　　注释:
　　①郑家相《辽钱考》。
　　②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③⑩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④⑤⑦唐石父《四朝钱币研究管见》。
　　⑥奥平昌宏《东亚钱志》。
　　⑧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
　　⑨沈括《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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